杭州灵隐寺佛前供奉“共和国禄位”七十余年：中共禁止党员信教，却要求寺院“听党话、跟党走”

11月9日，一段拍摄杭州灵隐寺大雄宝殿的视频在海外社交平台X传播。画面显示，在释迦牟尼佛像前方的供台中央，摆放着一座刻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字样的木质牌位。视频引发网友对中共无神论意识形态与寺院政治化现象的讨论。进一步查阅灵隐寺官方资料发现，这块牌位已在佛前供奉七十余年，寺方不仅公开解释其历史由来，还将供奉行为与拥护共产党领导联系起来。

一个以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为意识形态基础、明确禁止党员信仰宗教的执政党，却要求佛教寺院拥护其政治领导。 灵隐寺这块供奉多年的牌位，成为观察中国党国体制与宗教信仰关系的一个具体案例。

佛祖面前的“共和国禄位”：从国家祈福到政治表态

杭州灵隐寺始建于公元326年，是中国著名佛教寺院之一。

根据灵隐寺官方网站2021年6月29日发表的《同心筑梦颂百年｜灵隐寺大雄宝殿的国运禄位》，1953年，周恩来指示修复年久失修的灵隐寺，中央与地方随后拨付经费及建筑材料。1955年4月，大雄宝殿修复竣工。

寺方记载，时任方丈大悲法师为表达对政府拨款修寺的感恩，在殿内佛前设置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主体、祈愿国家繁荣与人民安康的木质禄位。

这原本可以被理解为佛教传统中为国家祈福、感念施主的宗教行为。但在灵隐寺后来公开发表的政治宣传中，这块牌位被赋予了超出传统佛教祈福的意义。

2021年，灵隐寺在官方文章中明确将寺院发展与共产党领导联系起来，强调“听党话”“跟党走”，并将这一政治立场视为佛教事业发展的重要保证。

这份发表于中共建党百年之际的文章，已经不只是介绍寺院历史，而是借助佛前牌位表达对共产党领导的政治认同。

国家与政党原本是不同概念。为国家和人民祈福，也不等同于向某个执政党表达政治效忠。但在灵隐寺的官方叙述中，两者被紧密联系在一起。

中共高层公开肯定，寺院政治化获得制度支持

灵隐寺的国运禄位并非只在寺院内部保留的历史陈设。

2019年10月25日，时任全国政协主席汪洋考察杭州灵隐寺。据寺方2021年的官方文章记载，汪洋看到这块牌位后，对寺院感念国家、为国祈福的做法表示肯定，并希望杭州佛教界继续发扬爱国爱教精神。

2020年6月2日，灵隐寺在疫情防控后恢复开放，举行祈福仪式及升国旗活动。寺方随后公开发布的照片和报道显示，大雄宝殿中央供台继续摆放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禄位。

从1950年代设立牌位，到2019年获得中共高级官员肯定，再到2021年被用于建党百年政治宣传，这块木牌经历了不同历史阶段，其政治象征意义也不断强化。

这一变化与习近平执政以来推进的宗教中国化政策形成呼应。

2016年4月，习近平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强调，必须坚持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巩固中共执政地位，并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2023年9月1日实施的《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办法》进一步将这种政治要求写入部门规章。

该办法第三条明确规定，宗教活动场所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

这意味着，中国境内寺院、道观、清真寺和教堂不仅受到一般行政法规管理，还必须在政治立场上接受执政党的要求。

党员不得信教，却要求宗教场所服从党的领导

与宗教场所必须拥护共产党领导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共对本党党员宗教信仰的严格限制。

2023年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六十九条规定，对信仰宗教的党员，应当进行思想教育并要求限期改正；拒不转变者，可以劝其退党，直至除名。

2024年5月，中共中央组织部主办的共产党员网进一步解释相关纪律时，明确要求党员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立场，不得将个人价值与信念寄托于宗教。

中央纪委公开披露的一些腐败案例中，确实出现过党员领导干部私下烧香拜佛、迷信风水以及借宗教或迷信活动进行利益输送的情况。

这些案例揭示了部分中共官员公开宣称无神论、私下却依赖宗教或迷信活动的个人行为反差。

不过，宗教信仰与封建迷信不是同一概念，普通佛教信众依法开展宗教活动，也不等同于党员干部违反党纪。

灵隐寺事件更深层的矛盾，不在于共产党是否允许普通人拜佛，而在于中共一方面要求党员坚持无神论，另一方面又将宗教场所对执政党的政治服从作为制度要求。

在这一权力关系中，共产党可以不接受宗教信仰，却要求宗教组织接受共产党领导；宗教团体可以保留教义和仪式，但其组织管理与公共表达必须符合党的政治路线。

从千年古刹到政治治理：宗教自主空间受到挤压

中国佛教历史上长期存在为国家、社会及民众祈福的传统。寺院供奉国运禄位，本身并不能直接证明存在宗教迫害。

但传统宗教祈福与现代政治效忠之间有着重要区别。

在习近平时期，中共不仅强调宗教中国化，还通过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教职人员管理及政治教育等制度，将党的领导原则落实到宗教组织的日常运行之中。

寺院不再只承担宗教修行、经典传承和信众服务等职能，也被要求承担政治宣传、国家认同教育以及贯彻党的政策等任务。

灵隐寺的官方文章把佛教报恩思想与共产党领导结合起来，正是这种政治与宗教相互嵌入的具体表现。

对于一个具有近1700年历史的佛教寺院而言，问题并不是能否为国家祈福，而是寺院能否在不进行政治表态的情况下，自主决定自己的宗教活动、教义阐释与组织事务。

中国宪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但现行宗教管理制度同时要求宗教场所拥护执政党，并遵守一系列政治与组织管理要求。二者之间形成的制度张力，直接关系中国宗教组织的自主空间。

从灵隐寺佛前供奉七十余年的国运禄位，到习近平时期将党的领导和政治思想写入宗教场所管理规定，中共对宗教事务的治理已经不仅限于传统行政管理，更深入到宗教组织的政治立场与公共表达。

一块木质牌位能够保存七十余年，反映的是灵隐寺一段特殊历史；而寺方公开要求“听党话、跟党走”，以及习近平政权将政治忠诚纳入宗教管理制度，则揭示了当代中国宗教自由所面临的权力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