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佳全教会8人被控诈骗：中共“宗教中国化”治理下，家庭教会奉献再入刑案

北京佳全教会准备成立20周年庆典时，迎来的不是一次普通宗教事务检查。牧师周子勋（本名崔献峰）的妻子崔进荣披露，9月4日下午，约50名信徒正在北京一间酒店会议室布置会场，100多名警察和便衣辅警包围现场，登记信徒身份证、住址和电话号码，并带走教会同工。几天内人员一度有进有出，最终周子勋和7名同工均以涉嫌“诈骗”进入刑事拘留。

截至9月30日，公开渠道尚未见北京警方公布8人的羁押地点、所谓诈骗金额、报案人或具体受害人，也未见检方起诉书。ChinaAid根据崔进荣9月29日公开信报道，家属认为所谓诈骗调查指向佳全教会作为未登记家庭教会长期接受的信徒奉献。更重要的是，这次行动不是佳全教会第一次面对国家压力：崔进荣称，教会过去20年多个聚会地点曾被关闭，她本人三年前被拒绝重新取得中国签证，此后无法返回北京与丈夫团聚。

百余警力抓走牧师同工，佳全教会长期承受的压力进入刑事阶段

佳全教会由周子勋夫妇2006年在北京建立。ChinaAid援引知情人士称，这个城市家庭教会网络在中国多个地区设有聚会点，服务超过1000名信徒，并开展门徒培训和基督教音乐训练。它没有进入中共主导的官方宗教管理体系。

崔进荣称，9月4日行动中，多数信徒在登记个人信息后获准离开，7名同工被带走；当时正在外探访的周子勋则被国保人员要求前往派出所。随后两名最初被带走者获释，警方又抓走另外两名教会负责人，使刑拘人数维持在8人。家属还称，有被拘者患慢性疾病，事发时没有携带药物。

宗教自由组织ChinaAid把这次行动描述为中国独立家庭教会遭受持续打击的进一步升级。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USCIRF）也长期把中国未登记基督教会牧者因宗教活动遭拘押、判刑的案件列入宗教或信仰自由受害者数据库。对佳全教会而言，20年来的聚会点关闭、牧师家属无法返华，如今已经发展到牧师和核心同工同时进入刑事拘留。

这不是孤案：“诈骗”正在多起家庭教会案件中指向奉献

佳全教会案发生时，另一宗几乎相同的案件正在西安推进。西安锡安之光教会牧师高全福、妻子庞羽和牧师唐秉义同样被控诈骗。ChinaAid本月公布的起诉书材料显示，检方把教会近20年的奉献计入所谓诈骗所得，并指高全福等人在未经政府批准的情况下建立宗教团体、以未经认可的教职身份开展活动；检方建议对接近70岁的高全福判处12至13年监禁。

在安徽合肥，甘泉教会牧师周松林和长老丁忠福也因与未登记教会活动和奉献有关的诈骗指控遭判刑。USCIRF把周松林列为因宗教活动遭拘押的基督教牧者，并明确认为诈骗罪被用于针对未登记家庭教会。北京锡安教会2025年遭跨省大规模抓捕后，至2026年仍有多名牧师和同工因诈骗、非法经营等罪名被羁押。

这些案件的共同点不是简单的财务纠纷，而是办案机关首先把教会的未登记身份、牧者资格、聚会活动和奉献收入纳入调查，再以诈骗、非法经营等普通刑事罪名推进案件。宗教自由组织把这种模式描述为对家庭教会的宗教迫害；中国政府则把相关行动置于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打击违法犯罪的政策框架中。

中共已经把宗教工作从行政事务上收到党的统战系统

要理解为什么一个教会奉献案会动用国保和大批警力，不能只看刑法。2018年中共中央《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明确规定，中央统战部“统一管理宗教工作”，国家宗教事务局并入中央统战部，只对外保留牌子；文件明确说明，这项改革的目的之一是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宗教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宗教中国化”。

此后宗教治理继续向基层延伸。中共统战系统公开总结称，各级党委承担宗教工作主体责任，党委主要负责人是第一责任人；地方普遍建立宗教工作领导小组或联席会议，并形成县、乡、村三级宗教工作网络，一些地区还把宗教事务纳入社会网格化管理和联合执法。

习近平在2021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进一步要求坚持“宗教中国化”，让宗教界人士和信徒增进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并要求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互联网宗教事务管理。2023年施行的《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办法》则把“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和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直接写进宗教活动场所管理要求。

这套制度意味着，未登记家庭教会面对的并非一个独立于中共权力体系之外的普通行政部门。宗教政策由中共统战系统统一管理，地方党委承担主体责任，宗教事务部门、公安和基层治理系统共同执行；一旦案件进入刑事程序，公安、检察院和法院再接入后续链条。

《宗教事务条例》先限制未登记教会接受奉献，公安再以诈骗展开刑事调查

现行《宗教事务条例》第41条规定，非宗教团体、非宗教院校、非宗教活动场所和非指定临时活动地点不得组织宗教活动、不得接受宗教性捐赠；第69条规定，相关活动可由宗教事务部门会同公安、民政等部门查处，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并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国家宗教事务局对这一条文的官方释义又明确承认，“宗教性捐赠”本身是信徒基于宗教感情、宗教理念，依照宗教习惯或教义自愿捐出财物的宗教行为。于是一个关键制度矛盾出现：奉献可以是信徒自愿的宗教行为，但一个教会能否合法接受奉献，又取决于它是否进入国家认可的宗教组织和场所体系。

在佳全教会、西安锡安之光和合肥甘泉教会等案件中，这一行政控制与刑事追诉开始重叠。未登记状态先使教会的聚会、牧职和奉献处于官方认定的非法或不受认可位置；公安随后可以调取奉献记录、银行账户和信徒证言，并把资金关系纳入诈骗案件调查。

真正需要追查的不是“教会有没有收钱”，而是谁把奉献变成了刑案

佳全教会案目前最缺少的不是宗教法规，而是北京办案机关自己的刑事证据。警方需要公开：具体由哪个公安分局和国保部门办案，谁决定9月4日动用百余警力，8人的拘留通知书写明什么，所谓诈骗金额是多少，有多少信徒主动报案，哪些奉献者称自己受骗，以及教会资金实际流向哪里。

西安锡安之光案已经显示这种追查的重要性。ChinaAid本月公布的起诉书称，检方认定诈骗总额约2550万元人民币，但其中约230万元对应235名被列为受害人的人员；其余巨额款项如何对应具体受害人和欺骗行为，已经成为案件争议焦点。这类数字和证据结构，正是佳全教会案下一步必须取得的原始材料。

如果北京警方能够证明周子勋等人虚构事实、骗取信徒财物并非法占有，应当由具体证据说明；如果案件的实际基础主要是教会没有登记、牧者不获官方认可以及信徒长期奉献，那么它就与近年来多起家庭教会刑案形成同一条清晰的治理路径。

因此，佳全教会8人被刑拘不能只写成一宗“奉献是否合法”的法律争议。它发生在中共中央把宗教事务并入统战系统统一管理、习近平持续推进“宗教中国化”、未登记教会长期遭关闭和监控，以及多地牧者因奉献被控诈骗的背景下。下一步报道要继续向上追北京的办案机关和决策链，向下追每一笔所谓诈骗款和每一名所谓受害人，才能判断这次百余警力行动在中共治理家庭教会的整体体系中究竟处于什么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