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病毒所关键“近亲病毒”再陷疑云：巴里克重建RaTG13受阻，新冠溯源证据链重新指向石正丽

美国持续展开的新冠病毒起源调查，正在重新触碰一个曾经深刻影响全球溯源方向、却始终没有得到彻底独立验证的关键名字——RaTG13。

7月25日，路德社援引最新披露材料报道，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著名冠状病毒学家拉尔夫·巴里克曾尝试按照已经公开发表的RaTG13序列重建其全长基因组，但最初没有成功。报道还称，巴里克实验室后来订购合成分子克隆，最终获得具有感染性的病毒，但其生物学表现已经“大幅衰减”，相关论文迄今仍未正式提交发表。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此前已经公开巴里克2024年1月22日接受新冠疫情特别小组调查的完整证词，确认其曾就疫情起源、武汉病毒研究所及相关冠状病毒研究接受国会调查。

这一信息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一次实验是否成功。因为RaTG13并非一个与武汉疫情无关的普通蝙蝠病毒，它正是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团队在疫情暴发后迅速公布、并长期被用于解释SARS-CoV-2蝙蝠亲缘关系的重要病毒序列。巴里克也不是与武汉病毒研究所毫无关系的外围科学家，他早在疫情发生数年前就已经与石正丽团队共同开展过SARS样蝙蝠冠状病毒重组研究。

因此，巴里克重建RaTG13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真正需要追问的并不是一句“RaTG13是真是假”就可以结束，而是更基础也更致命的问题：武汉病毒研究所当年公布的RaTG13完整序列，究竟建立在怎样的原始样本、测序数据和实验记录之上？这些资料为什么直到今天仍没有接受真正独立、完整和可重复的国际审计？

RaTG13不是普通蝙蝠病毒，而是武汉病毒所推出的新冠“近亲”

2020年2月3日，石正丽团队在《Nature》发表论文称，他们发现一个此前从云南菊头蝠样本中检测到的蝙蝠冠状病毒RdRp片段，与当时刚刚暴发的2019新型冠状病毒高度相似，于是对有关RNA样本进行了全长测序。最终得到的RaTG13基因组与SARS-CoV-2全基因组序列一致性达到96.2%。此后，RaTG13迅速成为全球讨论SARS-CoV-2动物来源时最频繁出现的参照病毒之一。

96.2%的相似度并不意味着RaTG13就是SARS-CoV-2的直接祖先。后来的系统发育研究认为，两者之间仍存在相当大的进化距离，RaTG13在关键的受体结合区域以及SARS-CoV-2具有的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上也存在明显差异。正因为如此，RaTG13在科学上的意义主要是证明SARS-CoV-2与某些蝙蝠SARS相关冠状病毒具有较近亲缘关系，而不能单独解释SARS-CoV-2究竟通过什么路径获得了高度适应人类传播的能力。

问题恰恰由此产生。对于一场首先在武汉被发现并迅速蔓延全球的疫情而言，当武汉当地一家长期研究蝙蝠SARS相关冠状病毒的实验室突然拿出一个与新病毒高度相似的既有序列，这个序列的原始来源、测序过程、实验历史和数据库记录，理应成为溯源调查最优先核查的证据之一，而不是只凭一篇论文就被视为已经完成验证。

从BtCoV/4991到RaTG13：武汉病毒所后来承认2018年已接近完成测序

RaTG13的时间线尤其值得关注。武汉病毒研究所后来在《Nature》补充说明中承认，所谓RaTG13对应的样本编号原本为ID4991，早在2013年前后就来自云南墨江通关镇一处矿洞的蝙蝠采样。2016年，该团队发表相关研究时只公开了这个样本370个碱基长度的部分RdRp序列，并将其以BtCoV/4991相关编号提交数据库。

更值得注意的是，武汉病毒研究所在2020年11月补充说明中承认，他们并非等到武汉疫情暴发以后才第一次获得RaTG13大部分基因组。按照石正丽团队自己的说明，2018年随着实验室下一代测序技术提升，他们已经获得了RaTG13“几乎完整”的基因组，只缺少5′端和3′端；直到2020年，他们把SARS-CoV-2与实验室尚未公开的蝙蝠冠状病毒序列进行比较，才发现RaTG13与SARS-CoV-2具有96.2%的全基因组一致性。

这一补充非常关键，因为它意味着，在2019年武汉疫情发生以前，武汉病毒研究所已经掌握RaTG13近乎完整的基因组信息。而这项事实并没有在2020年2月最初发表的论文中得到同等清晰的交代。最初论文给普通读者留下的直观印象，是研究人员在发现新冠病毒后从一个此前保存的RNA样本中进行了全长测序；直到后来补充说明，外界才更加明确地知道，大部分RaTG13基因组实际上在2018年就已经获得。

这并不能单独证明武汉病毒研究所造假，却形成了一个无法被轻描淡写处理的调查问题：疫情发生前，该实验室究竟掌握了多少尚未公开的SARS相关冠状病毒完整或近完整序列？其中哪些进行过进一步实验？哪些只是测序，哪些进行过合成、培养、反向遗传或功能研究？仅靠实验室自己事后的文字说明，显然无法替代原始数据库和实验记录。

巴里克与石正丽早有合作，曾共同构建SARS样嵌合冠状病毒

巴里克此次受到关注，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背景。他并不是第一次接触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蝙蝠冠状病毒研究。

2015年，《Nature Medicine》发表巴里克、石正丽等人的合作研究。研究人员使用SARS-CoV反向遗传系统，将一种来自中国菊头蝠的SHC014冠状病毒刺突蛋白置入经小鼠适应的SARS病毒骨架，构建出嵌合冠状病毒。实验显示，这种嵌合病毒能够利用人ACE2受体，并能够在人原代气道细胞中复制；研究人员随后还依据序列重新合成了完整SHC014冠状病毒。

论文作者名单同时列有北卡罗来纳大学巴里克团队和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葛行义等研究人员，武汉病毒研究所也是论文明确列出的研究机构之一。这证明在新冠疫情发生多年以前，巴里克和武汉病毒研究所已经围绕中国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反向遗传技术、重组病毒及跨物种感染能力开展过直接科研合作。

美国众议院新冠疫情特别小组在2024年公开总结调查时，也特别把这篇2015年研究列入国会记录。时任委员会主席Brad Wenstrup在最终报告审议中明确提及巴里克和石正丽合作制造的嵌合蝙蝠冠状病毒研究，同时把武汉病毒研究所疫情前的冠状病毒实验、生物安全条件以及美国资金链作为调查重点。这里需要区分的是，美国国会委员会关于“实验室泄漏最可能”的判断属于其调查结论，并非整个科学界已经取得一致意见；但国会正式把这些实验纳入调查证据链，本身已经说明武汉病毒研究所并非溯源调查中的边缘对象。

也正因为巴里克长期掌握冠状病毒反向遗传和病毒重建技术，其团队根据公开RaTG13序列进行重建却首先遇到问题，才具有特殊调查价值。对于一个普通实验室而言，一次病毒构建失败可以有很多技术原因；对于长期利用序列构建完整冠状病毒、并曾经成功合成SHC014病毒的巴里克团队而言，同样的失败至少值得要求看到完整实验设计、失败原因和后续修改记录。

巴里克实验不能直接证明“RaTG13是假的”，但已经提出可重复性问题

根据7月25日披露的材料，巴里克表示，他们曾依据已经发表的序列尝试重建RaTG13全长基因组，但未能按照最初方案成功。此后其实验室订购合成分子克隆并获得感染性病毒，但巴里克称这一病毒已经严重衰减，而描述该工作的论文仍没有完成提交。

这里必须划出一条科学证据的界线。反向遗传系统建立失败，并不能单独证明原始病毒序列属于人为编造。病毒基因组长度巨大，某些序列对细菌载体不稳定，构建策略、细胞系统、启动子设计、克隆位点以及实验条件均可能影响病毒能否成功恢复。因此，把“第一次无法重建”直接写成“巴里克已经证明RaTG13根本不存在”，在目前公开证据下仍然跨得太远。

但是，这种证据边界不能被倒过来利用，变成对武汉病毒研究所免于审查的理由。问题恰恰在于：如果一个如此重要的病毒基因组在国际顶级冠状病毒实验室进行功能重建时出现异常，最合理的科学处理方式应当是公开原始样本、原始测序reads、序列拼接流程和不同时间的实验版本，让其他实验室独立复现。

尤其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第一次依据公开序列构建没有成功，而后来的合成分子克隆能够恢复感染性病毒；两次实验之间是否存在序列调整、克隆策略改变或者其他技术优化；所谓“严重衰减”具体体现在哪些复制动力学、细胞系或动物实验指标上；以及这些工作已经持续多年，为何仍未形成可以接受同行评议的正式论文。这些都是实验科学能够回答的问题，也都应当通过数据回答，而不是通过政治立场决定。

真正需要审计的，是武汉病毒所掌握的原始证据链

围绕RaTG13最大的争议，最终仍然会回到武汉病毒研究所掌握的第一手资料。按照其自己发表的补充材料，实验室从2012年至2015年曾反复进入云南墨江矿洞采样，共收集1,322份蝙蝠样本并检测出大量冠状病毒，其中包括9种依据部分RdRp序列划分的SARS相关冠状病毒；RaTG13对应的ID4991就是其中之一。

对于真正的病毒溯源而言，仅仅公开一条最终拼接完成的共识基因组远远不够。调查人员真正需要看到的是最初采样记录、样本编号变化历史、RNA提取记录、原始测序reads、各次测序日期与平台日志、序列拼接参数、实验室冻存记录以及2018年以来的全部相关实验记录。只有把这些原始资料与最终公布的RaTG13序列逐一对应起来，外界才能判断这条病毒序列是否真实、完整地反映了原始生物样本。

同样需要审计的还有武汉病毒研究所疫情前拥有的整个SARS相关冠状病毒数据库。RaTG13之所以值得调查，并不是因为96.2%这个数字本身可以证明SARS-CoV-2来自实验室，而是因为它证明武汉病毒研究所在疫情以前已经拥有与SARS-CoV-2属于较近亲缘关系的一组蝙蝠冠状病毒信息，而且至少有部分关键完整序列当时并未向国际社会公开。

调查还必须进一步区分哪些病毒只存在于测序数据库，哪些拥有真实保存的生物样本，哪些进行过培养，哪些已经建立感染性克隆，哪些用于过重组或嵌合实验。这些问题关系到实验室事故假说能否成立，也直接决定自然溢出和实验室相关事故两条路线各自能够获得多少证据支持。

从实验室数据到政治责任：中共为什么不能只靠“自然起源”口径结案

新冠溯源之所以已经超出普通学术争论，一个重要原因正是武汉病毒研究所并不是完全独立于中国党国体系之外运行的科研机构。疫情发生以后，北京对病毒起源问题形成高度统一的政治和宣传口径，而真正能够检验武汉实验室活动的原始数据库、完整实验记录和未经筛选的内部资料，却始终没有像普通开放科学数据那样接受全球独立调查。

美国众议院疫情调查委员会在最终报告阶段明确把武汉病毒研究所的高风险冠状病毒研究、中国政府的不透明以及实验室相关起源列为调查重点，并认为实验室相关事故是其认为最可能的起源路径。这个判断仍然存在科学与政治争议，但至少说明到了美国国会正式调查层面，武汉实验室已经不能继续被视为一个无需审查的对象。

对于中国读者而言，RaTG13争议真正揭示的是一个长期被官方叙事遮蔽的事实：在武汉疫情暴发以前，武汉病毒研究所已经长期搜集中国各地尤其是云南蝙蝠冠状病毒，已经掌握能够进行病毒反向遗传和重组研究的国际合作网络，也已经与巴里克团队完成过具有感染能力的嵌合SARS样冠状病毒实验。疫情暴发之后，同一家实验室又公开了与SARS-CoV-2具有96.2%全基因组一致性的RaTG13。

这些事实并不自动等同于“SARS-CoV-2就是武汉病毒研究所制造”。但它们足以推翻一种更荒谬的说法——即武汉病毒研究所与新冠起源调查没有特殊关系，所有针对该实验室的调查都是所谓“政治抹黑”。

恰恰相反，武汉病毒研究所是全球新冠溯源调查最应该接受彻底审计的机构之一。

RaTG13争议无法结案，新冠溯源仍然绕不过武汉病毒研究所

巴里克实验最新曝光的真正价值，就在于重新打开了RaTG13的可重复性问题。一次重建失败不足以宣布RaTG13属于人为伪造，同样也不足以直接证明《闫报告》有关病毒人工来源的全部判断已经得到实验验证；但它增加了一个非常具体、可以继续调查和重复验证的科学事实点：为什么按照公开RaTG13序列进行完整病毒恢复会出现困难，而后续获得的病毒又表现出明显衰减？

这个问题最终仍然只能由武汉病毒研究所掌握的原始资料来回答。

如果RaTG13确实完整来源于2013年采集的自然蝙蝠样本，那么从采样、RNA提取、2016年BtCoV/4991部分RdRp序列，到2018年近完整基因组，再到2020年补齐和公布RaTG13，应该存在一条连续且能够被第三方验证的数据链。把这条数据链完整交给独立实验室重新分析，是结束争议成本最低、说服力最高的方法。

如果中共当局坚持武汉病毒研究所与疫情起源无关，那么真正能够证明这一点的从来不是外交部记者会，也不是官媒重复多少遍“自然起源”，而是原始实验资料。开放武汉病毒所疫情前病毒数据库，公开RaTG13全部原始测序数据、实验记录和相关未发表病毒研究，允许没有利益冲突的国际专家进入实验室进行独立取证，这些才是能够使结论具有科学可信度的步骤。

六年多来，全球围绕新冠病毒起源发生了无数政治争论，但病毒不会服从任何政府的宣传纪律，基因序列也不会因为政治声明而改变。无论最终证据指向自然动物溢出、研究活动相关事故，还是其他路径，武汉病毒研究所掌握的疫情前冠状病毒样本、数据库和实验记录都属于不可绕过的核心证据。

因此，巴里克此次披露的RaTG13重建问题不应被夸大成已经完成的最终定罪，却更不能被轻轻放过。它再次把调查焦点推回武汉，推回石正丽团队的RaTG13，也推回武汉病毒研究所疫情前没有完整公开的冠状病毒数据。

最终，一个中共当局至今仍没有通过完整原始证据回答的问题摆在全球面前：2019年疫情暴发以前，武汉病毒研究所究竟掌握了什么，又究竟做过什么？

只要这套原始证据仍被封闭，新冠病毒起源调查就没有真正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