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海锡安教会八人案起诉后再补侦：王聪丈夫任重控告银海区检察官滥权，331卷证据审查引争议

中国家庭教会遭刑事打击的司法争议继续扩大。11月9日，北京锡安教会被羁押牧者王聪的丈夫任重，向广西北海市人民检察院和北海市监察委员会提交控告书，指控银海区人民检察院有关办案人员涉嫌滥用职权、违反刑事诉讼程序，并利用补充侦查和延期审理延长被告人的羁押状态，要求追查相关检察人员责任，撤销缺乏事实和证据支持的刑事指控。

这份由任重署名、文东海担任控告代理人的控告书，将矛头指向北海市银海区检察院副检察长潘远霞及叶发、吴国成、李苑华等被点名的办案人员。

控告的核心，是检察机关在审查涉及331本案卷及大量光盘证据后，迅速将八名锡安教会牧者和同工起诉至法院；案件进入审判阶段后，却又在尚未正式开庭的情况下，以需要补充侦查为由建议延期审理。

检察机关先以证据达到法定起诉标准为前提将人送上被告席，随后又要求补充侦查，而八名被告人继续承受长期羁押。 这一诉讼过程，使证据审查、辩护权保障及刑事追诉是否被用于压制宗教活动的问题，再次受到关注。

这起案件源于中共当局2025年10月9日开始对北京锡安教会展开的大规模抓捕。多名牧者和教会同工在中国不同地区被带走，案件集中由广西北海司法机关办理。

据锡安教会公开通报，案件于2026年6月18日移送北海市银海区检察院审查起诉，并于7月17日被起诉至同区法院。美国之音7月25日的报道也记录了这一时间线。任重11月9日的控告书则将提起公诉日期记为7月23日，与此前公开通报存在日期差异。

无论以哪一日期计算，检察机关完成审查起诉的时间均不足一个多月。

控告书称，案件涉及331本案卷和大量光盘，检察机关没有充分核查涉案证据、被害人受害情况以及辩护意见，就将案件送交法院。

在诈骗犯罪指控中，被害人身份、处分财产的原因、是否存在欺骗行为、被告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都是认定犯罪的重要事实。对于涉及宗教奉献的案件，这些问题更直接关系到自愿捐献与刑事诈骗之间的法律界限。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三条规定，检察机关审查案件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并记录在案。

任重在控告书中指出，本案检方不仅涉嫌忽视这一程序，而且未能充分查清指控所依赖的事实基础。

对于一宗涉及八名被告人、数百卷证据的刑事案件，审查起诉速度不是判断司法效率的唯一标准。证据是否得到实质审查、辩护意见是否进入司法程序，才直接决定起诉行为的合法性与正当性。

今年10月，案件出现新的程序变化。

按照任重的控告书，北海市银海区检察院于10月14日提出补充侦查和延期审理建议。锡安教会11月3日发布的公开通报进一步披露，案件相关人员于10月22日收到银海区人民法院作出的《延期审理决定书》。

这意味着，案件已经进入法院审判阶段，检察机关却再次要求开展证据调查。

中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

第二百零四条允许检察人员在审判过程中发现案件需要补充侦查时提出延期审理建议；第二百零五条则要求相应补充侦查在一个月以内完成。

法律允许补充侦查，并不意味着检察机关可以不受限制地利用这一程序。补充侦查的法定目的在于查明案件事实，而不是让原本不足以支持刑事指控的证据在长期羁押中被反复拼凑。

任重指控，本案检察人员在起诉前没有完成必要审查，起诉后又借补充侦查继续寻找定罪依据，涉嫌以程序手段延长诉讼、变相延长被告人的人身自由限制。

他在控告书中批评办案人员是在“玩弄法律、玩弄法庭、玩弄程序、玩弄被告人”，并主张依据《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调查涉嫌徇私枉法犯罪的责任。

补充侦查本身是法律允许的诉讼程序，不能仅凭延期决定就认定办案人员构成徇私枉法罪。但任重提出的实质问题十分明确：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时究竟掌握了哪些证据，此后要求补充的是新发现的事实，还是起诉前就应该完成的调查。 这直接关系到检察官是否尽到了法定审查职责。

本案还涉及更深层的宗教信仰自由争议。

根据锡安教会7月30日公布的起诉书内容，王林、高颖佳、尹会彬、王聪、刘桢彬、林书铖六人被控共同实施诈骗，指控涉及信徒奉献金人民币1000余万元。

王林、汪中、吴秋雨另被指控涉及非法经营，起诉书所述内容包括通过网络销售宗教课程包，收取款项200余万元。

这些金额属于检察机关的刑事指控内容，并非经过法院审判确认的违法所得。

北京锡安教会主任牧师金明日今年7月获释赴美后，接受自由亚洲电台专访时批评，中国司法机关将信徒奉献、牧者供养和内部圣经培训认定为诈骗及非法经营活动。他指出，这些原本属于教会内部宗教生活的事务，成为刑事追诉的对象。

宗教活动涉及财务往来，并不能当然排除刑事法律适用；但同样不能因为教会没有获得官方认可，就直接把信徒自愿奉献等同于欺骗财产。

当宗教活动的合法性由行政管理机关决定，刑事司法又以行政认可与否为重要依据介入教会生活时，刑法便面临被用于限制独立宗教组织的严重风险。

习近平执政以来，中国当局持续推动宗教中国化，加强党对宗教组织、活动场所及宗教传播的管理。北京锡安教会因拒绝纳入官方宗教管理体系，长期承受行政压力，并在2025年遭到跨地区集中抓捕。

因此，王聪等八人的案件不仅是普通刑事诉讼争议，也涉及中共以刑事法律手段处理不受官方直接控制的宗教组织这一制度问题。

任重在控告书中还反映，妻子王聪目前被羁押于北海市第一看守所。

他多次向妻子寄送信件、书籍和衣物，却没有收到回信或监管部门的明确反馈。按照控告书的陈述，辩护律师会见王聪时曾询问有关寄送物品的情况，王聪表示没有收到。

家属由此对看守所是否依法保障被羁押人员的通信权利，以及生活用品接收、饮食卫生和基本生活条件提出质疑。

锡安教会此前的公开通报及美国之音报道，也曾记录其他在押人员家属关于生活条件、医疗保障和通信受限的投诉。

刑事羁押不是刑事处罚，更不能成为剥夺基本人格尊严和合法通信权利的理由。

在法院尚未作出生效有罪判决的情况下，王聪等人依法仍属于受到刑事指控的被告人，而不是已经被定罪的罪犯。

看守所承担监管和保障义务，检察机关则依法负有刑事执行监督职责。监管场所对通信及物品接收实施必要管理，应当具有合法依据，不能以管理需要取代法定权利保障。

从2025年10月遭到抓捕，到2026年11月再次出现延期审理争议，这八名锡安教会成员被羁押已超过一年。诉讼程序每延长一次，对当事人和家庭意味着继续承受人身自由限制、亲人分离与生活不确定性。

任重此次控告直接点名银海区检察院副检察长潘远霞等办案人员，并要求北海市检察院、监察委员会调查审查起诉和延期审理过程中的违法失职问题。

潘远霞的副检察长职务曾见于最高人民检察院2024年关于北海银海区检察工作的公开报道。

对于本案，责任调查首先涉及三个环节：起诉前证据审查和辩护权保障是否依法完成；提出延期审理及补充侦查建议的具体依据是否符合法律要求；在长期羁押期间，检察机关是否依法履行羁押必要性审查和监管监督职责。

这三个环节分别关系到刑事追诉权的启动、持续行使以及对人身自由的限制，不能以办案机关内部程序代替外部法律监督。

今年9月，美国多名跨党派国会议员曾公开呼吁中国政府释放仍被羁押的锡安教会八名成员。10月，金明日牧师再次公开发声，要求停止对教会牧者及同工的刑事追诉。

国际关注并没有改变八名被告人继续面临刑事指控的现实。如今，任重将个人控告正式指向具体检察人员，使这起案件的监督重点进一步延伸至刑事司法机关内部的权力运行。

从大规模抓捕、快速起诉，到开庭前再次补充侦查，锡安教会八人案呈现出刑事追诉不断推进、实体审判却持续延后的局面。

对于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政法系统而言，这起案件集中暴露了政治性宗教治理与刑事司法权利保障之间的紧张关系。

检察官依法负有审查证据、保障诉讼权利和防止冤错案件的职责。面对涉及信仰活动、巨额刑事指控和长期羁押的案件，这些职责更加不能让位于政治管理目标。

任重11月9日的控告，将这一司法原则与北海银海区检察院的具体办案行为直接联系起来。案件的责任链已经延伸到承办检察官、检察机关负责人以及承担法律监督职责的上级机关。对于八名仍被羁押的锡安教会牧者及同工而言，程序争议造成的代价，正在以失去自由的时间不断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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