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前他替微信挡下美国禁令，六年后却被微信“不可解封”

2020年，他站在美国联邦法院一边，主张政府不能以一纸行政命令剥夺数百万微信用户的表达与交流权；六年后的2026年8月，这名当年帮助微信继续留在美国的华裔律师，却发现自己被微信永久拒之门外。

硅谷华裔律师朱可亮（Keliang “Clay” Zhu）近日公开披露，他使用多年的微信账号遭到限制。其展示的微信处罚页面显示：“限制登录，不可解封”，理由仅为“被投诉并确认存在多次违规行为”。截至目前，公开信息中尚未见腾讯说明朱可亮究竟发布了什么内容、违反了哪一项具体规则，以及为何直接采取不可恢复的永久性限制措施。

这场封号之所以引发关注，不仅因为朱可亮是一名律师，更因为六年前，他正是阻止美国政府全面封禁微信的关键法律参与者之一。

六年前，他把美国政府告上联邦法院

2020年8月6日，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第13943号行政命令，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与微信及腾讯有关的交易。随后，美国商务部公布具体措施，其中包括禁止应用商店提供微信，以及限制互联网托管、内容分发和相关网络服务。按照当时的实施方案，微信在美国事实上可能无法继续正常运行。

行政令出台后，朱可亮与多名华裔律师参与组建美国微信用户联合会（U.S. WeChat Users Alliance，USWUA），并迅速组织律师团队提起诉讼。

2020年8月21日提交北加州联邦地区法院的起诉书中，朱可亮被正式列为原告代理律师。诉讼主张，政府采取的全面限制措施涉及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正当程序和平等保护等问题，并请求法院阻止行政令针对普通微信用户实施。

朱可亮后来回忆，微信不仅是大量在美华人与中国亲属联系的工具，也是商业、社区组织和公共讨论的重要渠道。美国微信用户联合会强调，其与腾讯、中国政府及任何政党均无隶属关系，其诉讼针对的是美国政府限制普通用户使用通讯平台的合法性。

2020年9月19日，美国联邦地区法官Laurel Beeler签发全国范围初步禁令。

法院并没有作出“微信不存在国家安全风险”这样的最终判断，而是认为，原告就第一修正案问题提出了足够严重的法律疑问，同时禁令可能给用户造成无法通过金钱补偿的损害，因此符合签发初步禁令的条件。此后，美国政府试图暂停该禁令，也未能成功。

朱可亮所在律师团队当时将这一结果视为对第一修正案和数百万华裔美国人表达利益的保护。律所公开资料还确认，朱可亮参与组建并协调了USWUA法律团队。

美国政府最终支付90万美元诉讼费用

2021年6月，拜登政府撤销特朗普时期针对微信和TikTok的相关行政命令，此案失去继续执行原禁令的基础。

随后，美国微信用户联合会与美国司法部就诉讼费用达成协议。USWUA公布的结案文件显示，美国政府同意支付90万美元，用于律师费、诉讼成本及其他相关费用。

按照USWUA公布的分配方案，朱可亮所在德恒律师事务所按照投入工时应分得124,151.97美元，朱可亮随后将该部分款项全部捐回USWUA。

于是出现了今天极具反差的一幕：

六年前，朱可亮利用美国司法制度，要求政府说明为什么可以剥夺微信用户的使用权；六年后，决定他自己能否继续使用微信的，却是一条没有公开具体事实说明的“不可解封”通知。

“多次违规”究竟违反了什么？

目前真正需要追问的，并不是把这一事件简化成网络上的“农夫与蛇”。

关键问题是程序透明度。

微信目前公开给朱可亮的信息，只能说明平台认为其存在“多次违规行为”。但究竟是哪几次？涉及什么内容？触犯哪条规则？审核依据是什么？永久封禁是否经过人工复核？用户是否能够取得具体处罚证据并提出有效申诉？

截至2026年8月23日，公开报道仍未显示腾讯针对朱可亮个案给出具体解释。

朱可亮本人 reportedly 怀疑，处罚可能与其过去在朋友圈发表的疫情防控、核酸检测及上海封城等评论有关，但这一判断目前只有当事人方面的说法，尚没有腾讯处罚记录或其他独立证据能够证明具体封号原因，因此不能直接认定其“因批评疫情政策被封号”。

这种事实边界尤其重要。

对一个平台审查制度的质疑，不需要依靠未经证实的推断；仅仅是“永久限制账号，却不公开具体违规事实”本身，就足以构成公共讨论的问题。

两种权力不能简单等同，但透明度反差无法回避

从法律上看，美国政府和腾讯并不是同一种主体。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首先约束的是政府行为，而微信作为私人平台，并不会因为朱可亮曾以第一修正案阻止美国政府封禁微信，就当然负有完全相同的宪法义务。

因此，把两个事件简单说成“美国保护言论自由，微信违反第一修正案”，在法律上并不准确。

但恰恰在承认这种区别之后，另一个问题更加突出：当一个私人通讯平台事实上承载着数以亿计用户的社交关系、商业联系、公共讨论乃至政治表达时，它对于账号生杀予夺的权力应当受到什么程度的透明度约束？

2020年的美国政府，即使打着“国家安全”的旗号，仍然必须进入法院、提交证据、接受律师质证，并面对联邦法官对行政权合法性的审查。

而朱可亮2026年面对的，却是一条由平台作出的“限制登录、不可解封”。

前者存在公开案号、诉状、庭审、政府证据、法院裁判和上诉程序；后者截至目前能够看到的核心理由只有几个字——“多次违规”。

这正是事件真正值得关注之处。

从一个微信账号，看海外华人的信息空间

微信早已不仅是一款普通聊天软件。

对于大量第一代海外华人而言，它同时连接中国境内的家庭、朋友、客户、社区和资讯来源。一旦账号遭永久封禁，一个用户失去的可能并不仅仅是一款软件，而是一整套多年积累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

也正因为如此，2020年的美国联邦法院诉讼才具有重要意义：法院讨论的并不是腾讯有没有在美国经营的“天然权利”，而是政府能否以全面封锁平台的方式，一并切断数百万普通用户的表达和联系渠道。

六年之后，朱可亮自己的经历，却把问题从“政府能否封微信”，带向了另外一个方向：

当微信本身决定封掉一个用户时，谁来要求微信解释？

一个曾经可以要求美国总统的行政命令接受司法审查的人，如今却无法从自己曾经努力保护的通讯平台那里获得一份公开、具体的处罚理由。

这不是简单的个人恩怨，也不仅是一则充满讽刺意味的互联网故事。

它提出的是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当中国大型互联网平台已经成为海外华人事实上无法轻易替代的信息基础设施时，平台的内容审查、永久封号和申诉机制，究竟应当接受怎样的透明度和程序约束？

六年前，朱可亮帮助微信获得了继续留在美国的机会。

六年后，微信是否能够向这名用户解释清楚：究竟为什么，不允许他继续留在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