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山论坛重开，陈敏莉失联近三年：香港记者跨境采访风险如何被国家安全体系放大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9月15日至17日在北京举行。三年前，同一场防务会议也是《南华早报》资深记者陈敏莉（Minnie Chan）最后一次公开履行采访工作的地点。她在2023年10月底赴北京报道中国军队、地区安全与外交议题，随后停止公开发稿。到2026年论坛再次举行时，陈敏莉仍未重新回到公众视野，她的处境因此从一宗个人失联事件，逐渐演变为观察香港记者跨境采访风险、国家安全机制与新闻自由边界的案例。

失联本身只是表层，更深的问题是信息权力的不对称。

无国界记者组织（RSF）9月14日再次关注陈敏莉案。该组织称，多名消息来源认为她可能遭中国当局拘押，并提到可能涉及国家安全，但目前没有公开的起诉书、法院文书或官方说明交代她的法律状态。与此同时，《南华早报》在2023年底曾转述家人称她安全、正在北京处理私人事务。两类信息长期并存，却始终缺乏陈敏莉本人公开、可独立核验的说明。

这种信息真空具有制度含义。对跨境采访记者而言，真正决定安全感的并不只是是否遭遇刑事程序，而是当采访、国家安全调查、行政限制和个人自由发生重叠时，是否存在透明、稳定、可申诉的程序。陈敏莉案持续近三年的不确定状态，使外界无法判断她究竟是个人选择暂时退出公众视野，还是受到了某种正式或非正式限制。正是这种长期的不确定性，使个案具有超出个人命运的公共意义。

香港记者面对的是“双重制度环境”。

陈敏莉长期报道中国国防、外交和军队事务，2005年加入《南华早报》。她的工作横跨香港媒体环境与中国内地政治、安全体系。对这类记者而言，香港仍保留与国际媒体相连的新闻职业传统，但一旦进入内地采访，就要面对不同的行政、执法和国家安全框架。过去几年，香港本地的新闻自由环境也发生显著变化，记者协会、国际新闻自由组织和多家媒体均持续关注国家安全法律、机构整顿和媒体关闭对新闻工作的影响；香港和中国政府则强调相关法律针对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而非正常新闻工作。

这种制度落差带来一个现实后果：记者在香港发表的调查性报道、军事分析或外交信息，在内地可能被置于完全不同的安全语境中解释。对记者个人而言，风险因此不仅来自采访对象是否敏感，也来自报道主题是否被纳入国家安全、军事秘密或政治安全框架。

香山论坛的开放叙事，与陈敏莉案形成强烈反差。

本届香山论坛官方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中国国防部称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专家学者参加。论坛承担公共外交和安全对话功能，其价值建立在跨国信息交换、媒体传播和观点交流之上。

而陈敏莉正是一名长期承担这类信息中介工作的记者。她曾在香山论坛现场报道中国军队与国际安全议题，却在随后数年失去公开可见性。无论最终原因是什么，这种持续不透明都会对其他记者产生寒蝉效应：当采访敏感安全议题可能伴随长期不确定风险时，新闻机构会更谨慎配置人员，记者也会调整采访主题和表达方式。

这正是“赤墙之外”关注此案的原因：它不是只发生在北京或香港内部的事件，而是中国国家安全治理如何影响跨境信息流动的问题。香港长期扮演中国与国际媒体之间的接口，当这一接口中的记者开始面对更高不确定性，影响的不只是某一家报社，而是国际社会获取中国军事、外交和政治信息的渠道。

真正值得分析的，不是猜测陈敏莉发生了什么，而是为什么一个记者可以在长期缺乏公开程序说明的情况下从公共空间消失。

RSF在2026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将中国列为180个国家和地区中的第178位，并记录大量记者和媒体工作者遭拘押。中国政府长期反驳相关批评，强调依法保障正常新闻采访，并称国家安全法律针对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围绕陈敏莉案，双方叙事的差异最终落在一个可以具体检验的问题上：当记者因敏感采访进入安全体系视野时，是否存在足够公开、可核验、可申诉的程序来保护其基本权利。

陈敏莉案的长期不透明，已经让这一问题超出单一媒体机构内部事务。它连接香港新闻空间、中国内地国家安全体系与国际社会获取中国信息的能力。香山论坛强调安全治理，但记者安全同样是安全治理的一部分；如果记者在采访之后长期无法公开说明自身状态，那么国际交流的“开放”就会受到现实层面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