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1.2万农民集体维权，中国人为何难以抗争？

超过1.2万名农民，来自20多个地区，乘坐上千辆汽车、拖拉机和其他车辆，沿着公路向印度金融中心孟买进发。他们要求政府支付拖欠的农业保险赔偿、增加抗旱救济、减免农业贷款，并承认长期耕种土地的合法权利。

这场声势浩大的农民维权行动，最终促使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举行正式会谈。10月27日，农民组织代表同该邦首席部长德文德拉·法德纳维斯面对面交涉，获得多项政策承诺。随后，农民暂停行进，等待11月4日的后续会议。

这不仅是一起发生在印度的农业抗议事件，也为观察中国社会的公民权利困境提供了一个鲜明的参照。

在中国，拖欠工资、土地征收纠纷、企业倒闭、农民补偿争议和其他民生问题同样不断引发抗议。大量民众并非没有争取权利的意愿，但独立组织集体行动、公开表达诉求，以及通过持续协商监督政府的渠道受到明显限制。

更值得追问的是，长期政治宣传、思想教育、信息审查和对异议行为的惩戒，是否正在使部分中国民众逐渐习惯服从权力，甚至将争取自身权利视为破坏社会稳定？

这场印度农民维权行动所折射的，不仅是两个国家的制度差别，还有公民如何认识权利、如何面对公权力，以及社会如何看待抗争者的深层问题。

2026年10月26日，在全印度农民协会（All India Kisan Sabha，AIKS）的组织下，来自马哈拉施特拉邦20多个地区的农民、农业劳动者和部分原住民群体，从阿希利亚纳加尔地区的阿科莱出发，向孟买展开大规模车队游行。

《印度斯坦时报》《自由新闻报》等媒体报道，参加行动的人数超过1.2万，车队规模超过1000辆。抗议者高举红旗，部分人在经过卡萨拉山口时徒步行进，要求政府正面回应长期积累的农业和农村民生问题。

此次集体行动并非临时发动。早在10月21日，农民组织已经在阿科莱展开连续数日的抗议活动。由于当地行动未能促使政府作出令组织者满意的决定，农民进一步扩大动员，将抗议目标指向邦政府所在地孟买。

农民提出的主要诉求包括：

对于参与抗议的农民而言，这些并不是抽象的政治口号，而是直接关系家庭收入、债务负担、土地保障和基本生计的问题。

10月27日，马哈拉施特拉邦首席部长法德纳维斯与农民组织代表举行会谈。印度报业托拉斯报道，政府同意研究超出原有标准的干旱救助措施，承诺发放部分拖欠的农民补助，并就贷款优惠、土地和其他农村福利问题继续进行处理。

农民组织随后在塔纳地区沙哈普尔暂停车队行动。双方约定11月4日再次举行会议，检查承诺落实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并没有因为政府作出承诺，就宣布所有问题得到解决。他们保留继续抗争的空间，并要求政府将谈判内容转化为实际行政措施。

印度农民的这次行动，体现了集体组织在公共利益表达中的重要作用。

面对干旱、债务和农业保险赔偿问题，单个农民通常缺乏足够的资源同政府部门进行持续交涉。地方官员可能将投诉推向不同部门，行政程序可能长期拖延，个体农民也难以持续承担维权成本。

但当来自20多个地区的农民形成统一组织，提出具体要求，并以大规模公开行动表达立场时，政府面对的便不再是零散的个人申诉，而是一项受到社会关注的公共事务。

全印度农民协会在此次行动中承担了组织动员、整合诉求和代表谈判等角色。农民能够公开参与组织，组织者能够面向社会发布要求，代表能够同政府举行会议，并在会议之后向参与者解释下一步行动。

这套行动方式并不意味着印度农民的权益已经得到充分保障。印度农业长期存在债务、土地分配、补偿不足和政府政策执行等矛盾，农民抗议也并非每次都能取得预期结果。

但本次事件表明，公民集体行动可以成为政府决策之外的重要监督力量。

印度政府的承诺最终能否落实，还需要后续检验。至少截至11月3日，政府尚未通过11月4日的复会程序完成新一轮履约审查。

由此产生一个值得中国社会深入思考的问题：面对同样涉及基本生计和财产权的争议，中国普通民众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自由组织、共同表达诉求，并要求地方政府进入有记录、有代表、有后续监督的协商程序？

把中国社会描述为所有人都不敢反抗，并不符合事实。

就在印度农民进军孟买之际，中国各地仍有工人因为工资拖欠、企业经营问题和劳动权益纠纷展开集体行动；农村居民也因土地征收、强制搬迁和补偿争议提出抗议。

总部位于美国的自由之家组织2026年11月2日发布最新一期《中国异议监测》报告。数据显示，2026年第三季度，该项目在中国记录到948起抗议事件，较第二季度的846起有所上升。

资料来源：自由之家《中国异议监测》2026年第三季度报告；“其他群体”为根据已公布比例计算的合计余数。

报告显示，工人主导的抗议占全部记录事件的44%，业主占27%，农村居民占9%。工资拖欠、住房纠纷、土地问题仍是重要的社会矛盾。

自由之家同时指出，该季度记录数量比2025年同期下降约33%，但更严格的网络审查可能导致大量抗议信息难以被观察和记录，因此不能简单将监测数据下降解释为社会不满减少。

另一组数据更加值得关注。

自由之家《2026年全球自由度报告》指出，中国工人仍然以自发罢工、集会及其他公开方式争取权益，其监测项目在2025年记录到近2500起工人集体行动，超过2024年的约1600起。

但这些行动往往具有临时性和分散性，缺乏能够长期独立运作的组织支持。

这一现实说明，中国民众并非普遍接受现实、放弃抗争。相反，在缺乏充分组织保障的环境中，仍有大量普通人尝试以公开行动维护权益。

答案首先涉及组织权利。

中国与印度在公民集体维权方面一个重要差别，是独立社会组织的活动空间。

在中国，中华全国总工会是法定工会体系的核心组织，独立于该体系之外的工会组织无法获得同等合法地位。

自由之家2026年中国报告指出，中国缺乏独立工会制度，试图建立独立工会的行动可能遭到政府制止，参与组织的劳工活动人士也面临处罚风险。

这意味着，当劳动者遭遇长期欠薪、非法扣薪或企业停工时，虽然可以通过劳动监察、仲裁和诉讼等程序提出要求，却很难依靠独立工会长期组织集体谈判。

现实中的工人抗议因此常常表现为工厂门口聚集、工地讨薪、前往政府办公场所申诉等形式。

一次讨薪可能解决部分工资问题，但如果缺乏持续组织能力，同一行业、同一地区的劳动者就难以在此基础上形成稳定的集体谈判机制。

公民社会组织面临的限制同样值得关注。

自由之家报告指出，中国许多从事公共政策倡议及权利保障工作的非政府组织在政府压力下停止活动，未经批准的公民组织活动存在显著风险。

国际特赦组织在2026年度人权报告中，也记录了中国劳动者因讨薪举行抗议，以及相关网络信息被删除、组织者遭到骚扰的情况。

当工人无法建立真正独立的代表组织，农民难以建立具有持续谈判能力的自治团体，公民社会组织又缺少充分活动空间时，大量维权行动便容易停留在局部、短期和个案层面。

这种制度环境使政府部门在很多民生争议中同时掌握政策制定、行政处理及公共秩序管理的权力，而普通民众缺乏与之相对应的独立组织力量。

比行政限制更加值得深入调查的，是长期政治控制对社会观念产生的影响。

一个人不敢上街抗议，可能是因为担心被拘留、失去工作或者连累家人。但如果一个社会中的部分成员不仅不愿意争取权利，还主动嘲讽维权者，将要求政府履行责任的人视为麻烦制造者，甚至认为普通人就应该服从权力，那么问题已经超出了行政管制本身。

这种现象涉及政治社会化、思想灌输、信息环境和社会自我审查等多个层面。

中共政权的政治控制并不只发生在警察驱散人群的时候，也发生在学校教育、官方宣传、网络平台和日常社会评价之中。

2024年1月1日，中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该法第三条明确规定，爱国主义教育坚持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相统一，并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政治理论作为指导。

法律还将爱国主义教育覆盖到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及其他社会领域，要求多个行政部门承担相应职责。

这一制度安排值得追问的，是国家认同、政党认同和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

爱国与支持具体执政党，原本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概念。公民可以热爱自己的国家，同时批评政府政策、要求官员承担责任，甚至主张改变政治制度。

但是，当官方教育体系反复强调爱国与爱党相统一时，批评执政党是否容易被理解为反对国家，公民监督政府是否容易被贴上政治对立的标签，便成为需要检验的公共问题。

这并不意味着接受政治教育的每个人都会形成相同观念，也不能仅凭法律文本判断其实际社会效果。但可以明确的是，中国官方已经通过法律将特定政治意识形态的教育确立为持续的制度性任务。

与此同时，信息审查还会影响公众能够看到什么。

自由之家在2026年发布的《中国异议监测》报告中，对2025年6月至12月期间2970条涉及中国抗议事件的抖音帖文进行了分析，发现约三分之二已遭删除。

与上访者、遭受伤害的受害人及其家属有关的抗议内容，特别是涉及官方拘押或使用暴力的影像，面临更高的删除比例。

如果一个地区的工人因为欠薪集体抗议，相关视频很快被删除；另一个地区的农民因土地补偿问题走上街头，其遭遇同样难以公开传播，那么普通民众看到的社会现实，就可能与实际发生的事件存在明显差距。

被删除的不只是视频和帖文，还包括不同地区的普通人相互了解、交流经验和建立社会联系的机会。

2026年2月，中国网信部门开展涉及网络内容治理的专项行动。自由之家认为，相关审查进一步减少了社交平台上可观察到的抗议信息。

政治宣传、信息审查和对集体行动的管制如果长期同时存在，就可能形成一种相互强化的环境：公众较少接触成功维权的案例，对组织抗议缺乏经验，又因担心后果而避免公开参与。

久而久之，一些人可能逐渐把不参与公共事务视为理所当然。

不过，2026年仍不断发生的工人、业主和农民抗议也表明，这种政治控制从未彻底消除中国民众的权利意识和反抗行动。

中国社会的另一项问题，是公共责任与个人利益之间的紧张关系。

面对一名遭遇欠薪的工人，一些人关心其工资是否能够讨回；面对土地被征收的农民，一些人愿意支持其依法要求补偿。

但公共讨论中也存在另一类声音：认为抗议者是在制造麻烦，认为公开批评政府只会影响稳定，或者把他人的不幸归咎于当事人自己不够聪明、不懂得适应现实。

这种心态值得批评，因为它容易将公共权利问题转化为对受害者个人行为的指责。

然而，对社会冷漠的分析不能忽视其形成条件。

当民众缺少充分的结社自由，当跨地区的权利组织难以长期发展，当参与公共事务可能给个人带来明显的经济和法律风险时，人们便更容易把生活重心局限于自身及家庭。

经济利益、个人安全和家庭责任可能被置于集体行动之前。即使意识到公共事务中的不公，一些人仍可能认为公开抗争不值得承担风险。

这种选择有时是现实压力下的自我保护，并不等于他们认同不公。

但如果对风险的回避进一步发展成对维权者的敌意，甚至主动支持公权力惩罚那些提出合理诉求的人，就出现了另一种值得批判的社会现象。

这两种情况不能混为一谈。

从政治社会学角度看，长期的政治宣传、风险预期、利益依附和群体认同，都可能影响人们对公共抗议的态度。但不同人群受到的影响程度，以及这些机制之间的具体因果关系，仍需要社会调查和实证研究加以判断。

将所有中国人概括为自私、懦弱，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大量普通人仍在坚持讨薪、上访、争取土地补偿，甚至因为公开发声而遭受惩罚。

这些抗争者恰恰证明，中国社会并不缺少追求公平和维护尊严的人。

印度此次农民抗议所呈现的一个重要事实，是农民组织可以将分散的经济问题转化为集中而明确的政治和行政要求。

他们不仅要求补偿，还要求政府给出具体答复；不仅接受会谈，还约定后续审查日期。

中国大量民生纠纷面临的难题，则在于普通民众缺少足够独立、稳定的组织力量，去持续监督地方政府和相关企业。

在一些劳动争议中，企业拖欠工资，地方劳动监察部门负责执法，劳动仲裁机构负责处理争议，法院承担司法裁判职责。

从制度设计上看，这些救济渠道确实存在。

但如果行政执法迟缓、劳动者缺少组织支持，或者地方政府同时受到经济发展、企业经营及社会稳定等多重政策目标的影响，劳动者就可能陷入漫长而成本高昂的维权程序。

尤其当集体申诉被作为公共秩序问题处理时，劳动者真正希望解决的工资、补偿和劳动合同问题，便可能被其他行政目标挤到次要位置。

国际特赦组织记录的2025年四川江油事件提供了另一项值得关注的案例。

该事件起因于一起校园欺凌争议。大量群众因不满事件处理情况前往政府办公场所表达诉求，随后发生警民冲突。国际特赦组织报告称，警方使用警棍等手段驱散人群，相关网络讨论迅速遭到审查。

从讨薪、土地纠纷到公共事件争议，当事人面对的根本问题并不完全相同，但都涉及公民能否要求权力机关公开说明事实、解释决定，并在合法程序中接受监督。

中国《宪法》第三十五条列有公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和示威的自由。

问题不仅是这些权利是否写入法律，更在于普通民众能否实际行使，独立组织能否正常运作，政府是否必须对公民提出的合理要求承担公开、可追究的答复责任。

2026年11月4日，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预计再次同农民组织举行会议。

这场会议将检验10月27日谈判形成的承诺能否继续向具体政策措施推进。农民能否真正得到抗旱补偿、保险赔款及土地权利保障，仍取决于后续行政决定和执行结果。

印度的这次行动没有证明所有集体抗议都能成功，也没有证明印度政府已经解决了农民面临的结构性困境。

但它清楚展示了一个过程：普通人为了具体的生计问题组织起来，形成公开诉求，迫使政府进入协商，再通过后续行动监督承诺。

反观中国，工人、农民和其他普通民众从未停止争取自身权益。

自由之家连续记录的数千起抗议事件，说明公民抗争始终存在。只是这些行动经常面对组织限制、信息审查以及各种现实风险。

社会中出现的政治冷漠和对维权行为的敌视，同样需要审视。但对这些现象的讨论，不能代替对政治权力、宣传制度和具体治理责任的追问。

长期政治教育是否充分尊重公民独立判断？政府是否允许不同社会群体依法建立真正独立的利益代表组织？新闻媒体能否自由报道抗议事件？公安机关如何区分和平表达诉求与真正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地方政府面对集体投诉时，是否有明确而有效的公开答复和责任追究机制？

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公民权利能否得到实质保障。

对中国社会而言，更深刻的挑战，不仅是人们面对不公时是否愿意站出来，还包括他们是否相信自己有权要求政府说明理由、接受监督并承担责任。

一个社会不能仅仅依靠公民不断付出个人代价，来证明他们拥有抗争的勇气。权利保障的根本要求，是让普通人不必冒着失去自由、工作和家庭安全的风险，才能要求政府依法履职。

印度农民的车队已经暂停，下一场会议即将召开。

而中国持续发生的讨薪、土地和其他民生抗议，仍在提出同一个需要得到制度性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