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43起。
这不是中国官方公布的群体性事件数字,而是Freedom House旗下China Dissent Monitor(CDM)对2025年中国公开抗议事件的记录。该项目9月17日发布文章称,这一数字比2024年增加44%;从2022年6月项目启动到现在,其数据库已经记录超过1.6万起抗议。
如果只看“抗议”两个字,这个数字很容易被理解成一场统一的政治运动。但CDM记录呈现的恰恰相反:许多人走上街头时要求解决的是工资、住房、土地、学校收费、物业管理以及其他非常具体的生活纠纷。
2026年第二季度,CDM记录846起抗议。参与者中,业主约占36%,劳工约占24%,农村居民约占18%。这三类人加起来构成记录中的绝大多数。

换句话说,一幅更接近日常生活的图景是:买了房却等不到交付的人、被拖欠工资的工人、围绕土地和地方利益发生冲突的村民,在不同城市、不同时间,因为不同纠纷分别走到政府机关、企业或街道前。
这些事件彼此没有统一组织,也未必拥有共同政治诉求。CDM把它们放进同一个数据库,价值正在于能够观察分散事件累积之后出现的趋势。
数字增加,并不意味着每一起事件都扩大。
CDM自己的统计方法也存在边界。它主要依据公开网络信息收集事件,因此只能记录能够被发现、验证并进入公开信息空间的抗议;没有上传网络、迅速被删除或无法验证的事件不会完整进入数据库。因此,5,343起不能被理解为2025年中国实际发生抗议的官方总数,更不能直接据此推算所有社会冲突的规模。
但网络删除本身成为了另一组数据。
CDM此前追踪近3,000条与抗议有关的抖音视频,发现大约三分之二后来遭到删除。删除原因可能涉及平台规则、发布者自行删除或审查等不同情况;Freedom House把这一现象视为中国网络审查使基层抗议更难被公众持续看见的证据之一。
这意味着研究者面对的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样本:一场讨薪行动可能上午出现在短视频平台,下午已经无法检索;一个小区业主的聚集可能留下几十段手机视频,也可能只剩下一张截图。
于是,抗议数量上升和信息消失可以同时发生。
2026年第二季度的数据还显示,经济纠纷继续占据显著位置。房地产调整留下的延期交房、开发商与业主冲突,企业经营困难造成的欠薪,以及地方财政和土地问题,都可能在不同地区转化成现场维权。
这也是为什么单独寻找一场“全国性抗议”反而容易错过这组数据真正呈现的东西。中国社会的不满更多时候不是以同一口号同时爆发,而是被切割成一座工厂、一栋楼盘、一个村庄、一个学校、一家企业各自处理的纠纷。
对地方政府而言,这种分散状态使每一起事件都可以被作为具体劳资、物业、土地或治安问题处置;对研究者而言,把这些事件重新放在时间轴和统计表中,才可能看到它们是否存在共同的经济与治理背景。
因此,5,343这个数字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并不是它能证明一个简单的政治结论,而是它把大量原本彼此隔离的生活冲突放到了同一张表里。
一个工人追讨工资时未必认识另一座城市的烂尾楼业主;一个村民因土地问题与地方政府交涉时,也未必知道其他省份发生了类似行动。但当这些事件被连续记录,社会压力便不再只是一个个孤立的视频。
而当视频随后从网络消失,留下来的统计记录,又成为观察这些冲突曾经发生过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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