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追责档案｜从网络言论到“寻衅滋事”二审：尹建根案追问谁在把表达权送上刑事审判席

9月10日，安徽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审理尹建根涉嫌“寻衅滋事”案。公开报道显示，尹建根当庭否认指控，案件争议集中在其网络文章、评论以及由此延伸出的刑事追诉。当天亦有公民前往法院关注庭审，现场发生拍摄人员与不明身份人员拉扯、有人倒地受伤的情况。

这起案件值得追问的，不只是二审最终如何裁判，而是一条从网络表达、公安立案、刑事拘留到法院审判的完整权力链。当批评性表达被装进“寻衅滋事”的口袋，刑事司法就可能从处理具体危害行为的制度，变成压缩公共表达空间的工具。

一张拘留通知书：网络表达如何进入刑事程序

尹建根家属此前公开的刑事拘留通知书显示，2026年3月25日，尹建根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和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并羁押于马鞍山市看守所。这份正式文书构成案件责任链的第一个明确节点：公安机关以刑事强制措施将争议从网络空间推进至羁押体系。

公开材料显示，案件所涉内容与尹建根在网络发表文章和评论有关。对于任何刑事案件，司法机关当然可以依法审理具体违法行为；但当定罪基础涉及公民表达时，检控机关必须面对更高强度的解释责任：究竟是哪一句话、哪一种传播行为造成了何种可识别的现实危害？如果答案最终只是“造成不良影响”或抽象的秩序评价，寻衅滋事罪便可能成为惩罚异议表达的弹性工具。

二审不应只重复一审结论，而应回答表达与犯罪的边界

9月10日二审开庭，把案件再次推到司法审查节点。尹建根当庭否认指控，意味着二审法院不能只机械复述侦查和一审阶段的结论，而应具体审查涉案言论、证据形成过程、行为与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刑法介入的必要性。

本案至少留下四组必须公开面对的问题：

法院之外的拉扯，同样是法治现场的一部分

公开报道还称，9月10日有公民前往法院关注案件，期间有人在法院附近拍摄时与不明身份人员发生拉扯，胡老狮倒地受伤。即便这一冲突发生在法庭之外，它仍然与案件的公开审理环境有关。

公众依法关注庭审、在公共区域记录现场，本身不应自动被视为威胁。对于现场冲突，应当留下可以追查的基本事实：参与拉扯者身份为何、是否属于法院或地方维稳力量、现场是否有执法记录、受伤者是否报警、警方如何处置。法院内部讨论的是一个公民是否因表达构成犯罪；法院外部如果同时出现对旁听者和记录者的粗暴控制，就会让“公开审判”四个字失去应有的制度重量。

责任链不能停在一个模糊的罪名上

尹建根案已经经过公安侦查、羁押、检察起诉、一审和二审。每一个环节都对应具体国家机关和具体责任：和县公安局需要说明刑事立案与拘留依据；检察机关需要说明为何认为网络表达达到犯罪程度；一审法院需要说明定罪所依据的事实与法律逻辑；马鞍山市中院则承担纠正事实和法律错误的二审职责。

对这类案件进行追责记录，意义正在于拒绝让责任被“司法机关依法办理”一句话吞没。刑事程序不是匿名机器，决定立案的人、批准强制措施的人、提起公诉的人以及作出裁判的人，都处在可以被记录和审视的责任链上。

中共长期维持的维稳体系最危险之处，并非每一次都公开宣布禁止批评，而是能够把政治敏感、地方不满和公共表达逐级翻译成治安问题乃至刑事案件。 尹建根案二审因此不仅关乎一个人的刑期，也再次检验中国刑事司法究竟是在划定犯罪边界，还是在替权力划定公民可以说话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