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场会议,至少存在三种完全不同的判断。
学者看到的是学术会议。
原计划于8月23日至26日举行的国际藏学会议由加德满都大学相关机构组织,议题涉及西藏历史、语言、宗教、文化与社会研究,参与者来自多个国家。筹备已经持续多年,会议本身属于国际藏学界的专业交流活动。
北京看到的却是政治风险。
早在7月23日,尼泊尔媒体Ratopati就披露,中国驻尼泊尔使馆已经对会议表达关切,并与尼泊尔外交部门接触,要求确保活动不会成为所谓“反华”活动的平台。西藏问题长期被中共列入高度敏感的政治红线,达赖喇嘛、流亡藏人组织以及西藏政治身份问题尤其受到北京严密控制。
尼泊尔本国安全机构给出的判断又不同。
《加德满都邮报》披露,尼泊尔有关安全机构此前并未认为会议构成需要取消的安全威胁。然而政府高层最终推翻这一判断,要求主办方停止活动。美联社8月6日进一步从会议组织者处确认,取消要求来自尼泊尔政府官员,政府没有公开给出完整理由。
三个立场放在一起,事情已经超出一场会议能否举办的问题。
对于北京,这是西藏政治控制边界的延伸;对于尼泊尔政府,这是对华关系与本国学术自由之间的选择;对于研究者,则意味着一个学术议题能否讨论,最终取决于外国政府是否认为它触碰政治禁区。
尼泊尔处在一个特殊位置。该国与中国保持密切外交和经济关系,同时长期居住着藏人难民及其后代。尼泊尔允许部分宗教活动存在,却持续限制具有公开政治意义的西藏活动。
这使北京的影响不必表现为直接命令。
中国政府只需要反复强调西藏属于所谓“核心利益”,把学术、政治、宗教和民族身份议题置于同一个国家安全框架,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国家就会面临现实压力:究竟承担得罪北京的外交成本,还是提前关闭可能引发北京不满的公共空间。
此次事件又恰逢中国新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后不久。国际人权组织此前批评,该法律进一步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框架,并可能压缩藏人等少数民族保持独立语言、宗教和文化身份的空间。
于是,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局面出现了。
研究西藏的人没有进入中国,也没有在拉萨举行政治示威,他们只是在尼泊尔准备召开学术会议。但中共围绕西藏建立的政治敏感边界,仍然跨过喜马拉雅山,进入另一个主权国家的大学。
跨境压制最成熟的形态,并不一定需要中国警察出现在外国街头。
当外国政府开始主动按照北京的政治禁区管理自己的大学、会议和公民社会时,审查已经完成了跨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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