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安市政协原副主席张惠扬获刑13年半：家属与律师坚称遭遇造假构陷

作为中学同学并一同携手走过30年人生岁月的吴刚怎么也想不到，那个上海交大毕业的“小镇做题家”、自己眼中“兢兢业业，克己奉公”的爱人张惠扬，如今已沦为阶下囚。

今年7月，随着江苏省连云港中院的一纸刑事判决，吴刚的爱人张惠扬，这位淮安市前政协副主席、淮安市工商联原主席被以受贿罪、国有公司人员失职罪，一审判处13年半，罚金100万元。

张惠扬。网络图片

目前该案已进入二审阶段，张惠扬的辩护律师依旧为其做无罪辩护。吴刚不甘受此不白之屈，以笔为刀，以文为剑，行走在为丈夫鸣冤讨要公道的崎岖之路上。

爱妻化身“专栏作家”，为夫伸冤奔走

谈及爱人张惠扬，吴刚表达的字里行间满是骄傲。

“他在2003年以公选第一名的身份考进淮安市国资委下属的淮安市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淮安交控）。”吴刚口中的“公选”，指的是淮安市政府组织的第一届社会招聘。彼时的张惠扬，还是江苏瑞洁塑料管材管件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惠扬被公选进入淮安交控后，起初担任的是副总经理。“后来总经理因其公务员身份选择离任、回到政府职能部门后，才由张惠扬主持全面工作。”张惠扬家属说。

这一主持就是五年的时间，按理应该要给张惠扬正职的相应待遇，“但上面领导不同意。所以他名义上虽全面主持公司工作，但给的依然还是副总经理的薪酬待遇；连他自己都安慰我们说，副的就副的吧，无所谓。2011年，市政府明确了张惠扬的总经理职务，张惠扬就此成为一把手。到了2016年，淮安交控增设了党委书记一职。张惠扬因为是党外人士，所以又退到了二把手的位置。到2022年初离任，张惠扬在淮安交控一干就是19年。”张惠扬家属说，近二十年间，张惠扬对职位一直都是随遇而安，从未向上级组织提出过要求，足见其对“升官发财”并不感兴趣。

然而张惠扬被提起公诉后，多项受贿指控，均发生在其担任淮安交控总经理的任内。

张惠扬被留置处。刘虎摄

吴刚称，张惠扬被查，根源起于2022年初张在调离淮安交控前，未向上级组织推荐时任党委副书记徐向兵接任自己的总经理职务，被有心人士透露给徐向兵，而徐向兵的背后势力正在运作让徐向兵接任总经理位置。张惠扬之所以未推荐徐向兵接任，是因徐自2017年从淮安下辖的涟水县交通运输局局长调任淮安交控副总经理后，公司多名干部职工反映徐存在多起利用工作职权，通过肢解工程、收费提拔等方式，谋取不法利益的严重违法行为。“张惠扬也和公司其他领导一起到徐向兵分管的子公司召开廉政会议，对其进行警示，并特意制定了一些规章制度以防范腐败问题滋生。但这些举措对徐向兵收效甚微，他一直阳奉阴违，滥用职权，与其亲手提拔的亲信组成腐败小团队，与不法企业主勾勾搭搭，将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

2022年3月，淮安市委根据举报徐向兵的线索对淮安交控进行巡察。张惠扬虽已离任，但因为他在此工作了近20年，巡察组还是找他谈了话。张惠扬希望巡视组提醒徐向兵遵纪守法。当年4月，徐向兵被淮安市纪委监委进行走读式调查，6月被官宣落马（后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徐向兵在被调查期间声称是张惠扬向组织举报自己且未推荐他接任总经理一职，因此对张惠扬恨之入骨，他扬言一定要让张惠扬给自己陪葬。此后，徐向兵便不断诬告张惠扬，其诬告内容最终被调查机关全盘接收。”吴刚说。

吴刚称，坊间传闻，淮安市监委在对一名市管国企干部“剪裙边”时，剪到了商人万某，没有查到那个干部违纪违法线索，反而查出了万某向徐向兵行贿三百万的事实。“这才是徐向兵被调查的直接原因”。

“我爱人在淮安交控近19年工作期间，公司资产规模从2亿元发展壮大为600亿元，所涉项目众多，但他没有任何以权谋私行为。”吴刚坚称张惠扬是由于个别人对其打击报复，以及为了个人前途而制造的冤假错案。

也因此，从2025年9月至今，吴刚在其微信公众号“吴刚没有桂花酒”上，连发180多篇文章为夫洗冤涤谤，她已然化身专栏作家。“我只期盼心中的那头‘獬豸’早日降临。”她说。

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严肃查处诬告陷害行为，及时开展澄清正名工作，就是要真正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为干事者撑腰，让愿担当、敢担当、善担当蔚然成风。吴刚说：“因此，我们绝对不能允许诬告成风、报复成俗，我们要吸取历史的教训，不能让整个社会人人自危。”

用“裹尸袋”和“脑垂体手术”威逼口供？

吴刚开启微信公众号写作时，是张惠扬首次开庭的日子。在此之前，张惠扬已失去自由14个月。

在张惠扬案的庭审中，有个情节让旁听席上的所有人不寒而栗。

张惠扬一审中当庭陈述：江苏省监委借调来的两名“审讯专家”，一个被称为“于老”，另一个被称为“陶老”。在审讯时，他们恐吓张惠扬说，他们曾经参与办理多起全国范围内的重大犯罪案件，诸如安徽省委前领导王某耀、江苏省委前领导张某华、王某科案。他们在办案中使用两种手段。一种叫“裹尸袋”——将被审讯人装入裹尸袋中，吃喝拉撒都在里面，为防止恶臭散发，一层一层往上套，最多套到五、六层；另一种叫“脑垂体手术”——用激光对被审讯人的脑垂体进行手术，把人搞废，让被审讯人丧失心智和意识进而全面配合。他们还威胁张惠扬要对其全家进行政审，对他家属和朋友进行连坐。另一名审讯人员竟然说：“不放过一个坏人，就不可能不冤枉一个好人。”

根据多方线索反馈，并经由张惠扬本人辨认，这个“于老”真名叫于秀才，系江苏省下辖县级新沂市监委的一名退休人员。

审讯专家。图据网络

张惠扬说，他还被告知：“你前面两个月的抗辩已经被汇编成册，叫做《惠言惠语》，这是你‘反党’的证据。一旦被定性为‘反党分子’，你就不再享有被留置人的任何权利。我们对待反党分子，一向可以采取任何手段。让你死在监狱。”

“这不是审讯，这是心理上的凌迟，是死亡威胁！”张惠扬的家属说，在庭前会议中，连云港市检察院指派的两名检察官张川和崔清，听完张惠扬关于“裹尸袋”和“脑垂体手术”的详细陈述后，回应称：“这不过是办案人员的一种审讯技巧。而且审讯人员自始至终并没有展示过、采取过类似的手段和措施。”

这种轻描淡写的回复令吴刚愤怒。

吴刚认为，调查机关应当依法审讯，而不应有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向被调查人描述如何把人装进裹尸袋；也不该有任何人，向被调查人描述如何用手术摧毁一个人的大脑。“我相信这些手段是不存在的，但哪怕只是被当作审讯手段使用，本身就是对法治的严重背叛！”

张惠扬一审辩护律师宋久江表示，审讯人员的上述言论，都是在歪曲我国法律和我党的政策，他们制造政治谣言，污蔑党的基本方针以及人权政策，是变换方式恶毒攻击我们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是给境内外敌对势力攻击、污蔑我国人权事业递刀子、搬梯子的行径，必须坚决予以反对。审讯人员以裹尸袋和脑垂体手术相威胁，逼迫张惠扬认罪，由此取得的所有供述，都是非法证据，是毒树上结出的恶果。依法必须全部排除，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这不是对被告人的宽宥，而是法律对自己的尊重。

“我们都知道口供是怎么来的。别说在长达6个月时间没有见过自然光，每天与四班倒的调查人员、看护人员打交道的与世隔绝环境中，张惠扬完全处于信息孤岛。在这种情况下，他所做的笔录是否客观，能否真实，都要打上一个问号！”宋久江律师说。

宋久江进一步发出叩问：在那个高压环境下，调查人员以张惠扬的身体健康甚至生命安全相威胁；以留置他的哥哥、姐夫、姐姐、妻子相威胁；还有意流露出要“关心”他儿子，变相进行威胁，请问他的内心会不会感到恐惧？他会不会被迫做出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供述？会不会签署并非出于自身意愿的笔录？更何况还有“裹尸袋、脑垂体手术”这种令人不寒而栗的威逼手段。

“在遭受那样的恐吓、体罚虐待后，任何人都会成为惊弓之鸟，没有几个人有刘胡兰和黄继光的意志。我们大多数都是普通人，不可能每个人在那种环境下还表现得大义凛然。”宋久江说。

受贿罪四大指控“莫须有”

连云港检方指控张惠扬两大罪名：受贿罪和国有公司人员失职罪。其中，最大一笔是淮安交控在收购江苏天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天成公司）股权过程中，张惠扬为其原董事长李维宝谋利，先后三次收受李维宝所送现金470万元（其中320万元未实际取得）。

对所有的罪名及犯罪事实指控，辩护律师团队均做了无罪辩护。

李维宝470万——现金从哪来？

辩方未否认淮安交控收购天成公司、资产评估、调整股权比例等客观事实，但否认这些行为属于张惠扬“为李维宝个人谋利”。

辩护人马远东律师认为，这些是国企并购、资产收购和企业发展的正常经营行为，重大事项需经过“三重一大”等集体研究后做出决定，且都是先开党委会研究决定，而张惠扬非党员，他只是负责执行党委会的决议，更不能把正常履职反向解释成受贿的“谋利事项”。

例如所谓将收购天成公司股权比例从66%降至60%，其商业和控制权意义不足以证明张惠扬给李维宝特殊的输送利益；而对于所谓李维宝对张惠扬“约定400万元、先支付80万元等事实”，辩方从现金来源、交付时间地点和存放方式等方面提出了全方位的质疑。

连云港市看守所。刘虎摄

马远东律师通过核查在案证据所显示的李维宝现金收入来源，简单算账，发现其用来行贿的现金来源严重不足——2021年淮安交控控股天成公司后，其个人收取的挂靠费、走账套现、房屋租金等来源几乎全断，仅剩年租金不到6万元，完全支撑不起来所谓的巨额行贿陈述。更讽刺的是，2019年收购天成公司股份时形成的相关尽调、资产评估等书证都显示：李维宝个人名下的小康城康一路房屋自2009年起就免费租给其亲属袁某荣使用，但根据李维宝的证言却推算出这处房屋每年产生约13-14万的租金，而且一直都是现金收取。这与背调资产评估明显自相矛盾。

如果数百万元现金本身的来源和长期保管情况无法被可靠财务资料证明，仅凭李维宝的言词证据，不能自然完成“钱从哪来——何时交付——如何保管——最终到哪去”的闭环，如何证明这些钱真实存在过？

方立新200万——关系紧张，怎么行贿？

对于收受江苏捷达交通工程集团原董事长方立新现金200万元的指控，连云港检方认为张惠扬在公司收购、并表、出表、评估、借款担保等方面为方立新谋利。

但辩护律师认为，真正从并购和并表中获得融资能力、信用等级和经营利益的是淮安交控，并非方立新的捷达公司；且上述收购等行为在部分事项上是淮安交控给捷达公司造成了明显利益损失，从而方立新对张惠扬不满。“既然方立新因为并表、出表等问题与张惠扬存在矛盾，怎么可能还不断向张惠扬送钱呢？”

在该受贿指控中，辩护律师认为：检方证据的逻辑把“并表”说成谋利，“出表”也说成谋利；收购说成谋利，不收购同样说成谋利。指控张惠扬“为他人谋利”失去了可以证伪的边界。

吴刚说，在淮安官商两界，很多人知道张惠扬和方立新因为捷达公司要出表的事情关系紧张。“这是公开的事情，甚至张惠扬一度不准方立新进入自己的办公室”，“这样的关系，方立新会分三次给张惠扬行贿200万吗？”

张惠扬庭审中辩解“方立新说2022年6、7月份的一天晚上，他开车到我家小区北门，然后打我电话，我拖着装有200万现金的行李箱退还给了他。你们调取那段时间我和他到底有没有通话记录。如果有任何的通话记录，你们直接判我死刑我都不会喊冤！”

左发光59万——房屋是砖混，不是框架

而针对张惠扬收受盐城碧桂园公司原项目总经理左发光财物59.3393万元的指控，辩方指出，关于洪泽区蒋坝镇头河村宅基地、项目开发等所谓的谋利事项，左发光取得土地的条件并没有优于他人，且都符合当地政府“招商引资”的政策对待。淮安交控就金象减速机厂地块的开发同盐城碧桂园签订的框架协议，仅仅是个框架协议，双方在协议中明确约定，不排除与更优质的第三方合作。

张惠扬庭审中说“这个合作要是成的话，淮安交控在2020年可以坐地净赚两个亿。强过现在地块无人接盘，被政府收回。”随即他又心有余悸地表示：“现在想想，幸亏当初合作没成，不然的话，他们可能会编造出左发光向我行贿几百万的罪行。”

至于张惠扬自建房的土建部分到底是“框架结构”还是“砖混结构”，直接影响建房成本及所谓财产性利益的计算。律师团队多次到现场勘验，认为房屋确实是砖混结构；同时据辩方描述，对造价认定的委托基础，淮安市监委在鉴定协助材料中已先定性为“框架结构”，相当于先设定前提再要求价格机构计算。“这样的话，相当于考试题目都还没看，直接就给你一个答案了，那这题还用得着做吗？”

张惠扬手机中保存的涉案房屋图片

此外，辩方还从无鉴定工作底稿、鉴定资料是否完整、鉴定人签名、过程记录、复核程序、统一文书格式等方面，系统质疑该价格认定的合法性和可靠性。“退一万步而言，即便张惠扬为左发光提供过施工上的帮助，究竟提供了多少财产性利益？以这套价格认定手段，这个金额的计算基础能可靠吗？”

然而，即便辩护律师提供了破除楼房上下几层墙体转角、露出明显红砖的现场录像，提供了包工头干某山明确说是砖混结构在调查阶段被调查人员强令说假话的证言，一审合议庭却视而不见、充而不闻。张惠扬夫妻向法庭提交了申请对房屋爆破以确认其是否为框架结构，但法院未予回应。

薛飞30万——省了1.8亿的人，反而行贿？

关于张惠扬收受徽商银行南京中山北路支行原行长薛飞现金30万元的指控，辩方称存在三个异常。一是双方关系并不密切，甚至都承认并没有加过微信，薛飞“贸然给张惠扬送30万元”不符合常理；其次，张惠扬后来举报、投诉过薛飞，辩方因此质疑：如果张惠扬已收取薛飞30万元，为何还敢主动举报对方，使自己面临反噬风险？三是所谓张惠扬“为薛飞谋利”的客观收益没有被直接查清。辩方认为，客观证据已经证明，徽商银行的相关融资合同变更实际为淮安交控降低了融资成本、节省约1.8亿元的利息。

“薛飞本人究竟因此获得多少奖金、提成，检方完全可以到银行人事部门调取，却没有以这样最直接的方式进行证明；反而采用最不稳定、最不可靠的证人证言，这完全是莫须有的构陷。”辩护人认为，既然淮安交控从银行融资中获益，怎么转换成张惠扬利用职权为薛飞个人谋利呢？

辩护人在庭审中质疑“薛飞第一次笔录显示是2024年8月31日完成，第二次笔录是10月17日。薛飞在第二次笔录中说，自己在上次做过笔录之后，又专门去了一趟淮安，确认一下张惠扬的具体住址”，认为系虚假陈诉的伪证。辩护人申请法庭调取薛飞在2024年9月1日至10月16日之间的行踪轨迹。薛飞从南京去淮安，无论是开车、坐高铁还是搭乘顺风车，肯定都有迹可查。薛飞哪怕是一路步行跑过去的，沿途一路难以计数的监控也会拍下他的图像。然而，法庭对该申请未作出任何回应。

“认认真真走过场，踏踏实实办假案”

“认认真真走过场，踏踏实实办假案。”作为一审辩护人，宋久江律师多次在庭审中用到了这句话。

这个描述并非凭空捏造、空穴来风。

关于张惠扬受贿部分的指控，最早的有罪供述形成于2024年10月28日。行贿人左发光、方立新、李维宝等人的笔录都在张惠扬的笔录之前或之后的一两天内形成。

“《监察法》规定：案件初核的时候就要有初步的犯罪证据留存，立案的时候就要有确定的犯罪证据。可是这些指控张惠扬受贿的证据统一出现在他被留置了三个月之后。没有证据就能够立案，没有证据就能够初核。这些不正说明本案的非法性吗？”宋久江律师说。

关于张惠扬任上在未取得用地、建设手续的情况下安排下属违法占用农地开工建设淮味千年田园综合体项目，致使国有资产损失2182万余元的指控，辩方认为更是离谱，很多逻辑无法自洽。

辩方称，第一、张惠扬不是该项目唯一直接责任人。淮安交控有完整的公司治理结构，重大事项经过党委会、董事会、总经理办公会等程序；田园综合体又有淮味千年等具体项目公司和负责人。“将项目责任集中归咎于集团总经理张惠扬，而对直接实施人员和子公司负责人责任弱化，属于责任归属失衡。”马远东律师说道。

律师们在连云港中院门前。受访者提供

其次，关于核心证据的“2020年6月1日开工令”到底是什么？辩方强调，张惠扬签字的开工令是农田整理事项，而不是后来被查处且被要求整改的游客服务中心、科技大棚在未取得施工手续情况下违法开工的命令。指控“张惠扬下令违法施工”，这并非事实。

再次，“百日攻坚”不是张惠扬亲自要求违法施工。辩方认为，张惠扬对项目作出的笼统推进要求，不能等同于其明确要求在证照不全的情况下违法建设；同时，对“可研报告顺序倒置、先上车后买票”这一说法，律师也提出专业程序上的反驳，认为应按照投资项目正常形成的过程，来判断可研报告出现的时间节点。根据案卷书证，会议纪要白纸黑字写着：张惠扬发言要求“不要急，要守住底线，哪怕等一年也没关系。”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2182万元损失究竟是谁造成的？辩方曾当庭要求公诉方详细列明这2182万是如何计算出来的，但公诉人拒绝回应。辩方指出，即使最终形成重大损失，也必须继续证明一点，就是如果没有张惠扬某一个具体失职行为，这笔损失就不会发生。真正造成这个项目损失的原因是：张惠扬离开交投后，该下属子公司整体划转淮安文旅集团。2024年6月，淮安文旅集团通过评估当下房地产行情，最终决定停止投资该项目。辩护律师表示，不能用项目最后失败拆除导致项目发生损失，要求主要领导之一的张惠扬承担刑事责任。

2021年5月7日自然资源部官网发布的《自然资源部通报45起农村乱占耕地建房典型案例》，通报中第16个就是该案中涉及的淮味千年田园综合体项目。通报说得很清楚，违法占用3.44亩耕地建设项目管理用房、厕所等配套设施。通报时当事人自行拆除了违法建筑，土地已复耕。张惠扬庭审中说明，这3.44亩土地上形成的建筑成本不足百万，即便真的要给他强行套上一个失职的罪名，他也只应该对这3.44亩耕地上的违规建筑承担责任，而不是1500多亩土地上的2182万损失。

“田园综合体后续继续建设、项目管理、停止施工、拆除及损失扩大等责任必须指向项目直接负责人和后任管理者，张惠扬即使存在一般领导责任，也达不到国有公司人员失职罪所要求的刑事责任程度。”辩护律师说。

辩方认为，有罪指控建立在非法取得张惠扬有罪供述、真实性和稳定性存疑的行贿人及证人证言、选择性截取的电子数据、程序和基础事实存在争议的价格认定等证据之上；而会议纪要、会议记录等大量客观书证、企业治理资料、现场勘验及辩方调查材料，反而证明了所谓“为他人谋利”完全属于淮安交控正常的经营行为，田园综合体项目也属于集体决策和多人实施，且张惠扬在其中有踩刹车行为，不应该将项目损失的刑事归责于张惠扬个人头上。因此连云港检方的证据不能形成排除合理怀疑的完整证明体系，应依法宣告张惠扬无罪。

张惠扬一审中，辩护人梳理出了32项程序违法违规，提交了40多份申请都无回复，申请证人出庭法庭一个也没有允许。

吴刚说：这个案件，彻底突破了我的认知底线。“即使拿着放大镜，从他十九年的工作里找出这样那样的问题，只要事实求是，依规处置，我都能接受，也会配合。但有一条线我绝不接受，也绝不能后退：那就是颠倒黑白，无罪从有。法律面前，绝不能造假——这不是张惠扬一个人的事，也不只是我们这一个家庭的事，它关乎的是这个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条底线。”

张惠扬案目前在江苏高院二审中，尚未确定是否开庭。本案的进展，笔者将继续予以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