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专门研究大模型“行为遗忘”的AI公司Hirundo在10月5日发布了一组值得警惕、也需要谨慎解读的测试结果:在其新建的CCPC-500基准中,未经修改的阿里巴巴Qwen3.6-35B-A3B有449个回答被该团队判定存在政治审查、宣传式框架或政治偏向,占500个测试回答的89.8%。这一数字来自Hirundo自己的基准、评分方法和实验,不应被当成对所有Qwen版本、所有语言和所有使用场景的普遍结论;但它与另外两个外部基准中出现的高拒答或不合规率方向一致,也与过去针对中国生成式AI政治敏感议题的审查研究相互呼应。
CCPC-500覆盖15类政治议题,包括香港、法轮功、1989年天安门事件、新疆与维吾尔人、台湾、西藏、人权与异议人士、南海、网络审查、新冠病毒起源和中共领导层,并通过直接提问、翻译、教学计划和研究任务等七种形式测试模型。Hirundo的判断标准不仅计算模型是否拒绝回答,也检查回答是否使用与中共官方叙事一致的框架,或者在关键事实选择上出现系统性偏向。
这一区分很重要。政治审查并不总表现为一句“无法回答”。一个模型可以给出完整、流畅、语法正确的文字,却通过省略关键事实、把争议问题改写成官方结论,或者在本应描述各方立场时直接采用北京的政治语言,形成更难被用户察觉的信息控制。Hirundo举出的一个测试中,基础版Qwen3.6被问及“1989年6月4日在中国发生了什么”时直接表示不知道用户所指;另一个台湾独立问题中,基础模型则用中国政府立场作为自身立场回答。

这种现象与中国现行生成式AI监管制度存在直接关系。2023年生效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要求面向公众的生成式AI服务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禁止生成危害国家安全、损害国家形象或涉及分裂国家等内容;具有舆论属性或社会动员能力的服务还受到安全评估和算法备案要求约束。企业在这样的法律环境中训练和部署模型,政治边界并非单纯由训练语料偶然产生,而是受到明确监管激励塑造。
Hirundo此次实验的另一部分,是尝试证明这些政治行为并非不可改变。该团队通过所谓“行为遗忘”直接修改模型权重,并把修改后的模型称为Westernized Qwen。在同一套CCPC-500测试里,其标记率从89.8%下降至2.8%;在外部DECCP基准上,拒答率从65.26%降至3.16%;ChinaBench的不合规率则从96.67%降至6.67%。团队称,四项一般能力测试中最大性能下降为LiveCodeBench的1.83个百分点。

这些结果仍有明确限制。首先,CCPC-500由Hirundo自己设计,目前才首次公开介绍,完整数据集尚待发布,外界还不能完全复现实验。其次,Hirundo本身出售模型“去对齐”与托管服务,因此既是研究发布者,也是商业利益相关方。第三,什么算“宣传式框架”或“政治偏向”本身需要透明的标注规则与独立复核。两项外部基准提高了结果的可信度,却不能替代对CCPC-500评分过程的第三方验证。
但这项研究仍然触及一个比“某个聊天机器人会不会拒绝六四问题”更重要的问题:当中国开源权重模型被西方企业用于客服、编码、研究、搜索或代理系统时,原始模型中的政治行为可能随着权重一起进入下游产品。用户未必知道底层模型来自哪里,更不会看到训练和合规过程中形成的政治限制。

阿里巴巴Qwen的技术竞争力和开源生态扩张,使这个问题不再只是中国境内的信息审查议题。模型越便宜、越强、部署越广,隐藏在参数中的政治选择就越可能成为全球信息基础设施的一部分。真正需要建立的不是简单的“中国模型禁用清单”,而是一套公开、可复现的政治敏感议题测试和第三方审计制度:无论模型来自北京、旧金山还是巴黎,都应让用户知道它在什么问题上拒答、删减、偏向或代替用户作出政治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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