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互联网上这两天争论最激烈的经济问题,不是GDP,也不是房地产,而是一个词——“福利”。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副院长张丹丹在讨论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障时提出,从劳动经济学角度看,“灵活本身也是一种福利”,认为传统劳动者以固定时间换取养老金等保障,而灵活就业者获得更多时间自主性,但社会保障较弱。这一表述随即引发大规模批评。
如果中国的灵活就业主要由主动选择自由职业的高技能劳动者构成,这套理论当然具有讨论价值。但现实数字使争议完全不同。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预计,2026年灵活就业人口将从2025年的2.8亿增加到3.2亿,相当于中国城镇就业人口约44%。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放缓使稳定的全职工作越来越难获得。
这意味着许多人的“灵活”,首先不是自由选择,而是没有稳定劳动合同之后的被动结果。
外卖骑手可以决定什么时候上线,但平台算法决定一单多少钱;网约车司机可以决定几点出车,却必须自己承担车辆折旧和大量劳动保障成本;临时工可以离开一家工厂,但企业同样可以避免建立长期劳动关系和承担完整社会保险责任。把这种关系简单概括成“用保障换自由”,很容易把企业和制度承担的成本转移成劳动者个人的生活选择。
更值得批判的不是某一名教授的措辞,而是习近平治下越来越成熟的一套经济语言转换术。失业可以变成“灵活就业”,低收入可以被描述为“就业结构调整”,青年找不到稳定工作可以进入新的统计口径。当语言不断变得漂亮,真实生活中的劳动保障却不会因此增加一分钱。
3.2亿这个数字尤其值得警惕。如果接近半数城镇劳动者最终处于缺乏传统长期劳动关系的就业状态,中国现行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障制度面对的就不只是就业问题,而是长期财政和社会保障风险。企业减少固定雇员当然能够降低成本,但社会最终必须承担这些劳动者退休、患病和失业之后的保障压力。
中共宣传体系长期喜欢把经济困难重新命名,因为重新命名比解决问题便宜得多。“自主创业”“新就业形态”“灵活就业”都可以描述真实存在的新经济模式,但当这些词被用于遮蔽稳定岗位减少,就会成为统计和宣传意义上的化妆术。
公众这次愤怒的原因因此并不复杂。人们并非不知道工作时间自由有价值,而是太清楚什么才叫真正的福利。福利应该意味着劳动者获得更多选择,而不是在失去养老金、稳定收入和劳动保障之后,被告知自己其实获得了“自由”。
如果一个社会拥有3.2亿灵活就业者,真正应该被追问的不是他们为什么不珍惜“灵活”,而是中国经济为什么正在制造如此庞大的不稳定劳动群体,以及习近平政权准备让谁为这种就业结构支付最后的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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