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彦峰诈骗上诉案开庭审理：熟人请托型纠纷如何厘清罪与非罪

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和顺县法院开庭审理的李彦峰诈骗上诉案，是一起交织着商界熟人交往、请托办事、经济往来的刑民交叉案件。昔阳法院一审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李彦峰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十万元。被告人不服，提起上诉。本案在侦查审判管辖、非法占有目的认定、证据采信、量刑尺度等多个层面，控辩双方分歧巨大，也折射出司法实践中长期探讨的难题：熟人之间请托办事未果，应当如何划清民事纠纷与刑事诈骗的边界，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政治效果的有机统一。

案情回溯：四起指控，熟人之间的请托纠纷

昔阳县人民检察院一审起诉书指控，李彦峰先后以帮助李某浚办理取保候审、委托辩护，为白某军侄女办理交控集团正式工作为由，收取多名被害人钱款，涉案指控金额 74.9 万元。昔阳县人民法院一审审理后，因三块翡翠仅有单一被害人陈述，证据不足不予认定，最终认定诈骗犯罪金额 74.6 万元，以诈骗罪 “数额特别巨大” 对李彦峰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并罚金十万元。

李彦峰与被害人李某浚系相交十余年的商界人士，分别曾担任异地山西商会负责人，双方曾经在太原共同筹划五台山佛光洞文旅项目，合作设立多家公司。李某浚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吕梁司法机关判处刑罚。

李彦峰案涉四起事实，全部源于朋友之间的请托：第一笔 8 万元发生于李某浚被刑事羁押之前；第二笔 41.9 万元系李某浚妹妹李某霞给付；第三笔 10 万元来自二人共同朋友赵某华；第四笔 15 万元来自白某军，请托事项为给其侄女办理国企正式岗位。

一审审理阶段，李彦峰家属已经代为全额、超额退赔全部涉案款项，四名被害人均出具书面谅解书。但是，一审判决没有采纳辩方无罪辩护意见，也没有认定自首情节，综合全案判处十年有期徒刑。

程序之辩：管辖是否合法成为首要上诉理由

管辖问题，是本案二审辩方首要攻坚的程序焦点。

辩方提出，依据公安部公复字〔2000〕10 号批复明确规定，普通诈骗案件的犯罪结果地，是犯罪嫌疑人实际取得财产地，而非被害人钱款转出地、被害人居住地；除诈骗行为地、嫌疑人实际取得财产地、嫌疑人居住地之外，其余地区公安机关无管辖权，仅有受理、移送义务。本案中李彦峰户籍地在河北三河市，经常居住地为太原市，全部涉案款项均进入其在太原开立的银行账户，钱款接收、支配、使用全部发生在太原。昔阳县仅仅是被害人居住、资金转出地，既不是行为地，也不是财产实际取得地。

辩方进一步提出，被害人李某霞的微信聊天记录证实，其早在 2023 年 12 月就已经前往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平阳路刑侦大队报案。按照《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多个机关均有权管辖的，由最初受理的公安机关管辖。即便昔阳县公安局具备管辖权，本案也应当由先期接报的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办理。而第四起白某军被诈骗事实，最初也是太原市小店公安受理之后才移送昔阳县公安局。

对此，一审判决书作出回应：前三起事实犯罪结果发生地在昔阳县，第四起事实经太原警方移送，管辖合法。该认定遭到辩方强烈反驳。辩方认为，将被害人转账地点直接等同于诈骗犯罪结果地，与公安部专门针对诈骗罪作出的特别批复相冲突；电信网络诈骗可以把被害人所在地作为犯罪结果地，但本案属于熟人线下请托，不属于电信网络诈骗，不能套用该类案件管辖规则。辩方提出，如果本案没有上级机关出具的指定管辖决定书，昔阳县公检法对本案不具备合法管辖权，属于程序重大瑕疵，应当发回重新审理。

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前提。个体犯罪，惩罚的是被告人个人；而违法管辖一旦得不到纠正，损害的是整个刑事诉讼管辖制度，关乎每一位公民获得法定管辖法院公正审判的权利。

实体之争：是否具备 “非法占有目的”，刑民边界如何把握

实体层面，本案核心争议集中在：李彦峰是否具备诈骗罪构成要件所必需的非法占有目的，这也是区分刑事诈骗与民事经济纠纷的关键标尺。

辩护人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参考 1342 号黄钰诈骗案裁判要旨，提出判断熟人之间是否构成诈骗，重点看两点：一是行为人有无逃避偿还财物的行为，是否隐匿财产、携款逃匿、肆意挥霍；二是被害人是否存在民事救济路径，如果损失完全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挽回，则应当恪守刑法谦抑性原则，不宜升格为刑事犯罪。

辩方提出多项理由否定非法占有目的

辩方提出多项理由否定非法占有目的

第一，针对 41.9 万元，李彦峰在被害人正式刑事报案之前，就主动出具借条，该借条虽被被害人单方添加款项用途，但能够证明李彦峰承认债务、愿意还款。案发之后家属积极全额退赔，多名被害人出具谅解，证明其具备还款能力，无拒不占有的主观故意。一审判决认为借条仅属于被害人自我救济，辩方对此不予认可。

第二，多笔资金往来混杂商业合作、请托办事、借贷多重法律关系。第一起 8 万元转账发生在李某浚被羁押一年之前，转账备注为借款，彼时并不存在办理取保候审的客观条件。辩方提交的公司工商资料、聊天记录、项目合作证据，意图证实李彦峰、李某浚、刘某秀之间存在真实的项目合作，并非单纯的托人捞人。而一审判决没有采信该部分证据，认定刘存秀与李某浚互不相识，辩方认为该事实认定存在偏差。

第三，赵某华的 10 万元，仅有被害人单方陈述证实系李彦峰主动索要，属于孤证；赵某华在打款之后很长时间内，从未向李彦峰索要该笔款项。第四起白某军 15 万元，李彦峰接收钱款之后，确实与案外人褚某海进行微信沟通、发送简历，存在一定履约行为；后续未能退款，部分客观原因系李彦峰突然被刑事拘留，丧失沟通、筹款的客观条件。

辩方同时指出，李彦峰没有携款潜逃，归案之前还和北京公安民警沟通，主动告知住址，愿意配合调查，应当认定自首。一审法院以未主动投案、归案后未如实供述为由不予认定自首，控辩双方对此分歧巨大。

控方一审则认为，多名被害人陈述、转账流水、聊天记录相互印证，李彦峰以办事为名收取钱款，钱款大量用于公司经营、家庭开支，并没有实质性完成请托事项；借条系被害人催要之下才出具，不能否定事前虚构事实、事后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不属于普通民事纠纷，应当以诈骗罪定罪处罚。

量刑争议：多项从宽情节叠加，十年刑罚是否罪责刑相适应

一审判决认定诈骗金额 74.6 万元，属于数额特别巨大，法定量刑区间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虽然确认了全额退赔、全部被害人谅解、无前科等从轻情节，但最终直接判处起点刑十年、罚金十万元。

辩方上诉意见提出，即便二审法院认定罪名成立，本案多项法定、酌定从宽情节应当叠加评价：初犯无前科；全额超额退赔；全部被害人书面谅解，矛盾已经实质化解；案件源于熟人之间商事请托，不同于陌生人恶性诈骗，社会危害性相对有限；同时存在自首情节待确认。结合山西省量刑实施细则，退赔谅解、自首、认罪认罚可以大幅降低基准刑，一审没有充分考量多重从宽情节叠加效应，量刑过重，未能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法理沉思：追求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李彦峰一案，是典型的刑民交叉请托类案件。在司法实践当中，该类案件审理考验司法智慧：既要严厉打击虚构人脉、骗取钱财的刑事诈骗，又要审慎甄别商业合作失败、请托办事未果、民事履约不能，不能简单将民事违约直接上升为刑事犯罪。

刑法的谦抑性原则要求，对于尚有民事救济可能性的纠纷，应当审慎动用刑事手段。一份经得起检验的刑事判决，不仅仅要做到法律条文适用正确，更要追求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三者统一。法律效果，要求严格审查案件全部证据，对管辖程序、非法占有目的、证据链条、量刑情节全面实质审查，充分尊重、认真考量辩护律师提出的各项辩护意见，对存疑事实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审慎认定；政治效果，要求坚守平等保护民营经济主体，厘清经济纠纷与刑事犯罪边界，防止刑事手段不当介入民间经济往来，维护法治权威；社会效果，则要求判决能够合乎天理人情，让普通民众能够感受到公平正义，做到案结事了，矛盾实质性化解，裁判结果能够获得社会大众的普遍认同。

本案多名被害人损失已经全部挽回，并且出具谅解，社会矛盾已经得到化解。二审法庭面对上诉人及律师提出的程序瑕疵和事实证据、量刑尺度等方面的问题，该如何进行全面审查，如何厘清熟人请托背景下罪与非罪的界限，既维护被害人合法财产权益，又恪守刑事犯罪认定标准，将备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