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注射新冠疫苗”旧视频再流传 中共强制接种往事重回视野

一段标注“历史珍贵影像”的电视视频，10月30日在海外社交平台X重新传播。画面中的女性新闻人物正在讲话，字幕出现“注射新冠病毒的疫苗，这不是一个可选”，底部黄色标题栏则写有“央视：必须注射新冠疫苗”等字样。

视频由X账号“世界变局”发布。尽管现存片段只有约25秒，缺少原始电视节目及完整上下文，但它重新唤起了中国新冠疫情期间的一场重大公共争议：当政府宣布疫苗接种遵循自愿原则时，为什么有些地方仍然能够限制未接种者进入医院、学校、商场，甚至将接种状况与工作收入联系起来？

这一问题并非来自网络传言。2021年，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曾多次公开承认，部分地方政府在推进新冠疫苗接种时出现强制要求全员接种、限制公共场所出入等问题，并要求纠正。

更值得注意的是，从2021年4月第一次公开纠正，到7月地方政府大规模出台限制通知，再到9月国家卫健委再次承认相关问题，中央发布的自愿原则并没有立即阻止这些措施继续出现。

一场以保护公众健康为目标的疫苗接种运动，在部分地方演变为政府以行政权力干预个人医疗决定的公共争议。如今，当年的宣传画面重新流传，也使这段防疫政策历史重新进入公众视野。

“自愿接种”的官方承诺，为何挡不住地方强制措施

2021年4月11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米锋当时明确表示，一些地方在新冠疫苗接种工作中存在简单化和“一刀切”的情况，甚至强制要求全员接种，必须予以纠正。

这说明早在2021年4月，中国中央卫生主管部门已经掌握了地方强制接种问题。

然而，仅仅三个月之后，地方政府出台的限制性政策仍在不断出现。

7月11日，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疫情防控办公室发布通知，要求当地年满18周岁且没有接种禁忌症的居民接种新冠疫苗，并规定从7月25日起，原则上不允许未接种人员进入医疗机构住院部、养老院、学校、图书馆和博物馆等公共场所。

通知还涉及农村集市摊主。没有完成疫苗接种的经营者可能失去正常出摊的资格。对于部分正在进行居家健康观察的人员，与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也被要求接种疫苗。

对于普通居民来说，这些限制并不只是防疫宣传中的一句口号。

一个需要进入医院住院部探望家属的人，一个依靠农贸市场经营维持收入的摊主，或者一个需要进入学校处理子女事务的家长，都可能因为没有接种疫苗而遭遇额外限制。

7月12日，福建省晋江市防疫指挥部办公室也发布通知，要求符合接种条件的成年人在规定日期前完成疫苗接种，并从7月22日起要求进入机关、医院住院部、车站、景区、学校、酒店、商场及农贸市场等场所的人员出示接种记录。

江西、浙江、福建、四川、陕西等地也先后出现限制未接种人员进入公共场所的政策通知。

根据《财新》2021年7月14日的报道，一些地方甚至要求学生家庭成员完成疫苗接种，否则可能影响学生新学期入学。

地方政府实际上把是否接种疫苗，从一项个人医疗决定转化成了影响公共服务、经营活动和家庭生活的行政条件。

当一个成年人被告知可以自由决定是否接种，却同时面临无法正常出行、就医或工作的现实压力时，所谓自愿原则已经面临严重挑战。

中央三次要求纠正，限制措施却仍然出现

2021年7月16日，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再次通过媒体公开回应地方政府的相关措施。

国家卫健委当时明确指出，新冠疫苗接种必须遵循“知情、同意、自愿”的基本原则，并表示已经注意到一些地方限制未接种人员进入公共场所的问题。

这一表态与各地已经发布的限制通知之间，形成了明显矛盾。

一个人是否接种疫苗，属于医疗健康决定，涉及接种风险、个人身体状况及知情同意。而各地设置的限制措施，却使这项决定进一步影响公民能否进入医院、学校和其他公共场所。

更加令人关注的是，到了2021年9月7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又一次公开讨论地方政府的强制措施。

在当天发布会上，《人民日报》记者提出，有些地方把疫苗接种与个人诚信记录、养老金和最低生活保障发放联系起来。

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副局长吴良有在回答时承认，个别地区曾禁止未接种人员进入超市、医院和车站，也发生过学生被拒绝入校的情况。

他进一步表示，这些措施违背疫苗接种原则，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已经要求有关地区纠正。

同月，卫生主管部门再次强调，不应把健康码与接种码联合查验变成强制接种的手段。

由此形成了一条清楚的政策时间线：

2021年4月，国家卫健委第一次公开要求纠正强制接种；7月，多地仍在出台限制通知，卫健委再次强调自愿原则；9月，卫健委又一次承认未接种者被限制进入医院、车站及学校的情况。

这段历史暴露出一个值得追究的政府责任问题。

如果中央卫生主管部门反复确认某些地方措施违背接种原则，那么这些地方措施为什么能够继续发布和执行？谁授权地方将疫苗接种与公共服务相联系？哪些地方官员因此承担过具体责任？

现有公开材料能够证明中央曾要求纠正，却没有提供一份完整的全国性责任清单，说明究竟有多少地方撤销了限制措施，有多少居民曾因此被拒绝就医、上学或经营，以及是否有人获得补救。

行政机关公开承认问题，只是纠错的起点。对于受到具体影响的人来说，能否恢复权利、获得解释和救济，才是责任是否真正落实的关键。

接种率目标如何压过公民的医疗选择权

新冠疫苗接种运动有明确的公共卫生背景。

2020年至2021年，新冠疫情持续影响全球。疫苗被广泛用于降低感染后发生严重疾病和死亡的风险，扩大疫苗覆盖率也成为许多国家公共卫生工作的重点。

但提高接种率的公共卫生目标，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不受法律限制地使用行政权力。

2021年中国的特殊问题在于，疫苗接种率受到高度重视，地方政府承担组织和动员责任，而具体执行人员面对的则是接种数量、覆盖率和时间进度。

在这样的行政环境下，地方政府可能选择通过更容易量化的限制措施提高接种率。

要求居民自愿前往接种点，需要充分说明收益、风险和接种禁忌；限制未接种人员进入某些公共场所，则可能迅速提高接种压力。

两种方式在行政效率上存在差异，但对公民权利产生的影响截然不同。

尤其当限制涉及医院、学校、基本生活保障或工作收入时，政府实际上已经把公共服务转化为推动医疗行为的手段。

201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明确要求，医疗卫生人员实施接种前，应当告知受种者疫苗的作用、禁忌、不良反应等事项，并询问健康状况。

该法同时规定了免疫规划疫苗和非免疫规划疫苗的不同法律制度。对于2021年的新冠疫苗接种，国家卫健委则明确宣布实行知情、同意、自愿原则。

这些规定所体现的基本要求，是让接种决定建立在医疗信息和合法程序之上。

如果地方政府没有明确的法律授权，就将拒绝接种与限制公共服务联系起来，便需要面对行政行为法律依据、必要性与比例原则等问题。

疫情防控固然属于政府的重要公共责任，但保障公众健康与保障公民权利，不应被当成可以随意相互替代的政策选择。

旧视频重新传播，真正需要保存的是当年的责任记录

2026年10月30日，这段带有“央视”字样的短视频重新出现在X平台。现有视频没有提供完整的电视台播出日期、节目名称和原始录制资料，画面中的宣传性字幕也无法单独证明其全部内容属于当年电视台正式播出的原版。

但无论这段视频最终能否找到完整来源，2021年中国地方政府曾经实施限制性疫苗接种措施，已经有当年的地方公告、新闻调查和中央政府公开回应作为证据。

真正值得重新追问的，是那些措施所造成的实际影响及其责任归属。

对于曾经因为没有接种疫苗而被限制进入医院的人，是否有渠道追究当时的行政决定？对于因父母接种状况受到入学限制的孩子，相关教育部门有没有作出正式说明？对于以接种率为依据开展行政考核的地方政府，具体的政策制定和执行链条是否留有能够公开查阅的记录？

与此同时，疫苗接种之后出现的不良反应，也必须通过规范监测、医学评估和法定救济程序处理。任何人在接种之后出现健康问题，都有权获得认真调查，但时间上的先后关系本身并不能直接证明损害由疫苗造成。

2022年7月23日，国家卫健委公布过全国新冠疫苗接种不良事件监测数据。截至当年5月30日，全国累计接种超过33.8亿剂次，累计报告接种后不良事件238215例。这是监测报告数量，包含不同性质的事件，并不等于全部已经确定具有疫苗因果关系。

这些数据同样提醒公众，政府在推动大规模接种时，除了强调公共卫生收益，也有义务维持透明的信息公开、完善医学监测及损害救济。

如今距2021年的大规模疫苗接种已经过去五年。当年限制措施形成的政策文件、执行记录、居民投诉与纠正通知，理应成为可以接受公共检视的历史资料。

一场公共卫生危机能够解释政府为何采取紧急防疫行动，但不能自动免除政府依法行政的义务，更不能让曾经发生的权利限制随着疫情结束而失去追究的可能。

2026年重新传播的短视频，使人们再次看到当年强烈的政策宣传语言。而真正构成历史证据的，是中国政府自己留下的一份份通知、发布会实录和纠错声明。

这些记录至今仍然揭示着同一个矛盾：中央政府宣布自愿原则，地方政府却曾通过行政限制向居民施加接种压力。

这段历史是否得到完整解释，相关权利受到影响的公民是否获得过应有救济，仍然是中国疫情治理历史中值得持续调查的公共问题。

原始政策记录摘引

值得持续追踪的具体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