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斥养老金质疑“制造焦虑” 谁来公开养老账本？

中国养老金制度正面临人口老龄化、待遇分配不均和财政补贴持续增长的现实考验。就在大量年轻劳动者担忧未来养老保障、农村老人依靠微薄养老金维持生活之际，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却公开批评有关养老金可持续性的讨论，指责部分质疑者挑动社会对立、制造焦虑。

10月29日晚，《人民日报》旗下“人民锐评”发表《“养老金要崩盘”？用“三本账”穿越认知迷雾》，次日由人民网转载。文章对近期有关养老金资金压力、年轻人缴费负担和退休待遇不公平的讨论提出批评，强调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具有多重资金保障，并将部分质疑言论描述为制造社会焦虑。

这一表态迅速在中国网络引起争论。10月30日，海外X平台账号“太平绅士（杰总）”转发有关视频，质疑《人民日报》对公众养老焦虑的回应方式，认为与其指责民众制造对立，更应公开社会保险资金使用情况及其分配依据。

这场争议已经超出养老金是否会发生财务危机的预测之争。

真正需要接受公共审视的，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下的养老保障制度为何长期存在巨大待遇差距，劳动者缴纳的养老金如何管理，公共财政承担多少补贴责任，以及普通公民为什么不能充分参与决定自身晚年保障的重大政策。

养老金争议持续升温，官方首先警告公众言论

《人民日报》此次评论主要围绕养老金制度的资金来源、待遇公平和长期可持续性展开。

文章解释，中国基本养老保险采用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模式，当前劳动者缴纳的部分资金用于支付退休人员待遇，同时还有财政补贴、国有资本划转及基金投资收益等资金来源。

从制度原理来看，这些解释并非完全没有根据。现代公共养老保险普遍具有代际分担和风险共济性质，也不能简单地根据人口减少推断某个养老金制度即将破产。

然而，养老金制度具有多元资金来源，并不能自动证明未来收入足以覆盖长期支出，更无法解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已经存在的待遇差距。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人民日报》在反驳有关养老金前景的悲观判断时，同时把部分讨论描述为挑动对立、制造焦虑。

这种政治化的舆论表述，容易将原本涉及经济预测、社会公平和财政责任的公共讨论，转变成对发言者动机的评价。

提出养老金存在风险，并不意味着相关预测一定正确；但同样，政府不能仅凭某种观点可能引发公众担忧，就否定其接受公开讨论的正当性。

对于已经缴纳多年养老保险的劳动者而言，追问未来可以领取多少养老金、基金是否足以持续支付、政府能否履行承诺，本来就是直接关系个人财产权和社会保障权益的合理问题。

官方评论可以通过数据反驳错误预测，也可以解释现行制度的优点，但如果无法充分回应退休待遇分配和长期财政责任，单纯批评社会焦虑，并不能恢复公众信心。

三亿老人背后，人口压力已经摆在政府面前

中国国家统计局2026年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全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达到3.2338亿，占总人口23%；其中65周岁及以上人口达到2.2365亿。

与人口老龄化同时发生的，是出生人口持续减少。

2025年中国出生人口仅792万，死亡人口1131万，全年人口自然减少339万。60周岁及以上人口则比2024年增加约1307万。

这几项数据共同揭示了中国养老制度面临的长期人口结构变化：进入老年阶段的人数持续增加，而未来可能进入劳动市场并缴纳养老保险的人口规模，正在受到低出生率影响。

人口变化不会直接决定养老基金破产，因为生产率、工资增长、财政补贴和投资收益同样影响支付能力。但劳动人口与退休人口之间的比例变化，确实会改变社会保险的长期财务平衡。

这一问题已经成为中国政府自己必须应对的现实。

2024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渐进式延迟退休决定，并从2025年1月1日起实施。

按照相关安排，中国男性职工法定退休年龄将在十五年内逐步从60岁提高至63岁，女性职工则根据原有退休年龄分类延迟。同时，从2030年开始，领取职工基本养老金所需的最低缴费年限将由15年逐步提高至20年。

延迟退休涉及劳动力供给、人口健康水平以及养老基金运行等多重因素，不能仅据此认定养老金已经出现支付危机。

但它确实意味着，劳动者正在面对新的制度安排：部分人需要工作更长时间，未来部分参保人需要达到更长的最低缴费年限，才能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

这些改革所带来的成本与利益，应当接受充分的公共讨论。

一个年轻劳动者如果要比上一代人更晚退休、缴费时间更长，自然有理由要求政府公布相应的财务测算、未来待遇预测以及风险分担方案。

将此类疑虑统统归入所谓社会焦虑，显然无法解决制度改革中的利益分配问题。

养老金差距触目惊心，农民养老保障为何如此微薄

比未来可能发生的基金支付压力更加具体的，是中国不同养老保险群体已经存在的待遇差距。

2025年3月，《经济观察报》引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的分析指出，当时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领取者中，农村居民占绝大多数，这一群体的月均养老金明显低于企业退休职工及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

按照刘世锦当时引用的数据，农村居民养老金约为每月220元，城镇退休职工约为3000元，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约为6000元。

不同年份、统计口径和保险制度之间的具体金额会发生变化，但这种悬殊的待遇结构长期存在。

2025年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全国最低标准为每月143元，2026年中央确定的最低标准进一步提高20元，达到163元。

需要说明的是，163元属于全国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并非所有农村老人实际领取的养老金总额。个人账户养老金、地方补助以及地方基础养老金标准会使实际待遇有所不同。

但这一数字仍然揭示出中央基础保障标准的低水平。

根据民政部、全国老龄办2026年公布的老龄事业数据，截至2025年末，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实际领取待遇人数达到1.882亿。

对于其中缺乏充分积蓄、失去劳动能力或者患有慢性疾病的农村老人而言，养老金往往难以单独承担食品、住房、医疗和照护等基本生活开支。

中国农业人口曾经长期承担农业生产、粮食供应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经济责任。大量农村老年人年轻时没有参加与城镇职工相同的缴费型养老保险，原因既涉及当时的就业结构，也与历史上的城乡二元制度安排有关。

因此，不能简单以今天不同人群的缴费记录，解释全部养老金待遇差距。

这其中还存在一个政府必须承担的公共责任问题：历史上没有得到充分养老保障的农村劳动者，是否应当通过财政再分配获得更加公平的老年生活保障？

《人民日报》强调职工养老金遵循缴费年限和缴费水平等计发规则。但不同群体建立养老权益的历史条件并不相同，仅以现行计发规则解释待遇差距，无法完整回答历史制度差异所造成的公平问题。

当一部分退休人员每月领取数千元，而大量城乡居民只能领取数百元，民众关注的就不只是养老金有没有钱，更是谁能够分享国家经济发展带来的养老保障成果。

财政补贴接近三万亿元，钱从哪里来、流向哪里？

中国政府并非没有公布社保资金数据。

财政部2026年3月公布的全国预算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为12.603万亿元，支出为11.141万亿元，当年结余约1.462万亿元，年末累计结余约15.956万亿元。

从这组数据来看，不能声称中国整个社会保险基金已经崩盘。

但必须注意，这些数字覆盖全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并不单独等同于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财务状况。

同一份财政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中的财政补贴收入达到2.9115万亿元，同比增长10.8%。

2026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预计增长3.9%，支出预计增长6%。

在2026年的预算安排中，社会保险基金依然预计保持年度结余，但支出增速高于收入增速的变化值得持续关注。

这说明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一方面仍具有较大总体资金规模，另一方面也依赖持续的财政投入和不断调整的收入支出安排。

财政补贴并非凭空产生的收入，它同样来自税收、国有资本收益以及政府能够依法调配的公共财政资源。

从养老金基金支出转向财政补贴，不意味着相关成本就此消失。财政资金需要与教育、医疗、公共卫生、住房保障和其他公共开支共同竞争预算资源。

这也是《人民日报》所谓养老金资金来源多元化论述中，需要进一步解释的部分。

国有资本划转可以增加养老保障资源，但国有资产属于公共资源，其收益规模、实际划转进度、投资回报和最终使用情况，都应接受清晰而连续的监督。

全国统筹能够缓解地区间基金收支不平衡，却不能自动消除全国层面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长期支付压力。

投资收益可以提高基金收入，但也伴随着市场风险，不能被视为永远稳定增长的资金来源。

因此，讨论养老金长期可持续性，需要持续公开的，不仅是某一年的基金结余，还有不同养老保险制度的收入、支出、财政补贴、人口预测、待遇增长和长期精算结果。

如果缺少这些信息，民众很难判断一项政策究竟改善了养老保障，还是将一部分成本转移给未来的劳动者与纳税人。

从延迟退休到财政支出，谁决定劳动者的养老权利？

养老金不仅是一项社会保险安排，更是一种长期公共承诺。

劳动者在工作期间持续缴纳养老保险，政府通过法律和公共制度规定领取条件，并根据经济与人口变化调整退休政策。

这种关系要求制度制定者承担相应的解释和监督责任。

然而，在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政治体制中，涉及养老保险缴费年限、法定退休年龄、财政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重大政策，主要由中共领导下的党政机关制定和推进。

虽然有关政策需要经过法定程序，公众也可能通过征求意见、人大代表建议等途径表达诉求，但中国公民无法通过自由竞争的全国性选举直接决定执政党的更替，也缺少具有充分独立性的政治监督机制。

对于政府财政政策，独立新闻监督和社会组织参与同样受到现实限制。

这种权力结构带来的问题，在养老金争议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普通劳动者承担制度调整带来的成本，却难以直接决定养老金分配优先次序；政府能够改变退休政策，也能够通过官方媒体评价不同的社会意见。

一旦对政策的质疑被纳入政治性的舆论管理逻辑，普通公民就可能更加难以公开讨论涉及自身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

养老金改革本应建立在充分公开的财政资料、跨代际利益协商和独立政策评估之上。

但如果政府一面要求劳动者继续缴费、延长工作年限，一面通过官方舆论批评民众对未来保障的担忧，政策执行就会逐渐形成单向要求：政府制定规则，劳动者承担责任，公众则被要求相信制度能够持续运转。

这种治理方式可能短期维持政策执行，却不利于建立长期的社会信任。

公众可以接受养老金制度需要改革，却有权要求政府解释改革代价如何分配，以及执政者自身是否承担相应责任。

人民日报可以批评预测，却不能替政府完成公共问责

《人民日报》的这篇评论，选择用资金结构、待遇计发和经济发展前景回应养老金争议。

这些因素确实是分析养老保障可持续性的重要部分，也有必要反驳夸大乃至毫无根据的崩盘预测。

可是，中国民众所关心的核心问题，并没有因此得到全部回答。

对于农村老人来说，真正需要知道的是为什么自己的养老金长期处于较低水平，以及未来能否获得足以支持基本生活的保障。

对于城镇年轻劳动者来说，重要的是缴费负担、就业收入、退休年龄以及未来可领取待遇之间是否形成公平稳定的关系。

对于长期参保的中年劳动者来说，最关心的是已经积累的养老权益如何受到保护，未来政策调整会不会改变原有预期。

这些群体的诉求并不天然对立。

真正可能制造社会矛盾的，是养老资源分配缺乏足够透明度、待遇差距长期存在，以及公众难以通过有效机制参与政策制定。

中国官方能够公布经济总量、基金累计结余和财政补贴，也就有责任进一步解释分配结构与长期政策风险。

一个政府不能仅凭国民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就证明每一个老年人都能获得公平而有尊严的养老保障。

更不能因为部分民众提出的判断可能存在错误，就忽略他们提出问题的权利。

10月30日围绕《人民日报》评论爆发的争议，表面上是社会保险制度的经济讨论，背后却反映出习近平政权在公共治理中长期存在的权力关系：政府习惯于由上至下决定政策，再以官方宣传解释政策的合理性，而公众对于分配公平与政府责任的追问，往往难以获得同等充分的回应空间。

养老金是否会在某个年份发生严重支付困难，需要严谨的财务测算；今天已经存在的城乡养老待遇差距，则有现实数据可以检验。

中国民众没有义务因为官方媒体宣布制度具有优势，就放弃审视公共财政和养老承诺。

社会保障制度的信誉，最终取决于劳动者是否得到公平待遇、基金是否透明管理、公共财政是否承担合理责任，以及政府是否允许对其政策进行充分监督。

对于拥有庞大财政资源、长期垄断国家政治权力的中共政权而言，真正需要证明的不是人民为什么不应该焦虑，而是执政者究竟如何兑现对人民的养老承诺。

当1.88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领取者与数亿年轻劳动者共同面对不同的养老难题时，习近平政府应当接受的是对公共资源分配和治理责任的持续追问。

指责公众制造焦虑，无法增加一元养老金，也无法替代独立监督。

人民有权知道自己的养老金来自哪里、流向哪里，更有权追问为什么国家经济发展多年之后，养老保障依然存在如此悬殊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