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埃及记者准备从开罗飞往中国参加中方资助的媒体访问,却在机场被本国安全部门拦下问询。另一些受邀记者也曾遭遇类似检查,甚至被禁止出境。无国界记者(RSF)9月21日发布调查显示,中国国家媒体和驻埃及使馆正在通过内容交换、记者培训、全额资助赴华行程和直接联络,把国家传播体系更深地嵌入埃及媒体环境;与此同时,埃及情报机关又对这些与中国机构接触密切的记者保持高度戒备。
RSF记录的最严重个案之一,是埃及国有《金字塔报》员工Mahmoud Diab。报道说,他在2022年准备前往中国时失踪,三年后才重新在法院出现并面临“间谍”指控;2025年底,另一名受邀赴华的《金字塔报》员工也据称遭拘押。无论这些案件最终如何定性,它们都说明,一条由北京搭建的媒体交流链,已经深到足以触发埃及国家安全系统的强烈反应。
这套网络并非临时搭建。2014年塞西访华后,中埃传播合作逐步制度化;2016年习近平访问开罗期间,埃及国家信息服务署与新华社签署合作备忘录,约定内容交换。之后,中国官方媒体、地方报业集团和埃及国家媒体之间不断增加培训、联合活动、新闻素材共享与记者赴华项目。
真正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国家传播正在进入新闻生产内部。RSF称,中国驻埃及使馆通过WhatsApp群组向当地记者推送材料、监测报道、发送活动邀请,并挑选部分记者参加全额资助的中国访问。行程包括工厂、农业项目、旅游点和政府部门。对财务压力较大的媒体来说,内容、旅行和采访机会由同一个外国政府持续提供,本身就会改变编辑部面对资助方时的权力关系。

2026年4月,埃及《共和国报》与青岛日报报业集团签署新的合作备忘录;5月,开罗又举行中国—阿拉伯媒体与智库合作活动。合作并不需要秘密进行才会产生影响。只要中国官方机构能够稳定提供可直接使用的素材、培训和资源,而读者却未必知道这些内容背后的政府来源,国家叙事就可以穿着“本地新闻”的外衣进入阿拉伯语公共空间。
埃及案例因此出现一种罕见的双重控制:北京通过国家媒体和使馆扩大叙事入口,开罗自己的安全机关则对记者的跨境联系进行审查。记者既可能受到中方资源的吸引,也可能因为接受这些资源而被本国情报系统怀疑。最终被压缩的,是记者独立决定报道什么、与谁接触以及如何解释中国的空间。
RSF“宣传信息监控”中国专题把埃及放在北京全球媒体影响战略中观察。埃及的特殊性在于,中国国家传播并不是直接取代本地媒体,而是借合作协议、记者社群、使馆群组和旅行项目,让本地媒体逐步承担叙事本土化功能。
判断这种影响不需要靠“亲中”或“反中”标签。真正能核查的是:稿件来源有没有标注、费用由谁承担、合作协议是否公开、记者能否自由发表批评中国的报道、拒绝中方提供的材料是否会损失资源。只要这些条件不透明,所谓“媒体合作”就可能成为国家影响新闻议程的低成本工具。
从开罗看,北京的海外传播已经远远不只是新华社和CGTN向外广播,而是在寻找能够替官方叙事完成本地化的机构和记者。当外国政府不只提供新闻,而是同时提供资金、行程、关系和内容入口时,新闻独立性面对的风险也就从宣传识别问题,变成了媒体生态内部的结构性依赖。

文章讨论
已验证会员可围绕报道公开交流,并自行管理自己的内容。
正在检查会员登录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