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反跨境腐败法》正式实施：国家监委统领跨境追逃，境外调查、资金与数据纳入权力管辖

中共反腐败权力的法律体系，正在进一步向国境之外延伸。

11月13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跨境腐败法》。这部由习近平于11月6日签署第八十九号主席令公布、当天正式施行的法律，共有6章47条，涵盖跨境腐败认定、案件调查、国际追逃、境外资产追缴、企业廉洁合规及法律责任。

最值得关注的条款出现在第二章。新法第八条明确，国家反跨境腐败工作机制由国家监察委员会牵头，外交、公安、财政、商务、反洗钱、金融监管、网信等部门协同运作，并建立信息共享机制。

与此同时，第十五条规定有关机关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整合监督信息，第十七条赋予有关机关收集和调取证据的权限，第二十一条则列明向境外机构申请查询金融账户、搜查住所、冻结财产、获取电子数据等12类司法协助事项。

这部法律的制度意义，在于中共将原本分散于党纪监察、公安侦查、金融监管和国际司法合作中的反腐权限，进一步整合为由国家监委主导的跨境执法体系。

打击腐败、追缴非法资产具有正当的公共利益基础。但反腐机构拥有多大权力，谁能够制约这些权力，普通人面对调查时享有哪些独立救济渠道，同样决定一部法律究竟如何运行。

对于长期通过党内纪律检查和国家监察机制控制公职人员的中共而言，这次立法强化了一个鲜明的制度特征：跨境反腐工作的组织核心是监察机关，政治领导原则则直接写入法律。

北京开展国际追逃追赃已有多年。

2014年以来，中国公安机关持续推动“猎狐”行动，随后形成中央反腐败协调机制主导的“天网”行动体系。这些行动覆盖境外追逃、涉案资产追缴、离岸资金转移调查以及涉外司法合作。

2026年4月2日，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和跨境腐败治理工作办公室宣布启动“天网2026”行动。

当时的工作部署已经明确了不同机关的职责：国家监委牵头境外追赃挽损，公安部负责“猎狐”专项行动，中国人民银行与公安部联合查处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转移资金的问题，中央组织部则会同公安、移民管理部门整治所谓“裸官”及公职人员违规出境。

11月6日施行的新法，把这类跨部门安排进一步纳入法律制度。

根据第十二条，监察机关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监督公职人员取得外国国籍、境外永久居留资格及长期居留许可的情况，并完善境外存款和投资报告制度。

第十三条和第十四条则把金融交易监测、审计、税务及资产转移线索纳入反跨境腐败工作。发现可疑交易后，相关部门须按规定向监察机关或公安机关移送材料。

到了第十八条，调查机关还可以依法采取限制出境措施，阻止涉嫌腐败人员离开中国。

这套机制所覆盖的环节已经相当完整：

过去需要多个部门协调处理的跨境腐败案件，如今有了统一的法律框架。监察权力的覆盖范围，也从对公职人员行为的监督延伸到更复杂的跨境资金与商业关系网络。

在整部法律中，第十五条容易被宏大的反腐叙事所掩盖，却直接关系到未来调查权力的技术形态。

该条要求有关机关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整合不同部门掌握的监督资料，开展综合分析、风险预警和问题发现。

这意味着监察机关不再只依靠举报、审计和个案调查发现线索，还可以通过跨部门数据整合，分析资金流动、人员关系及其他与腐败风险有关的信息。

在现代治理中，技术辅助调查本身并不特殊。金融监管机关利用异常交易模型识别洗钱风险，也有合理用途。

真正需要审视的是，当大量个人、企业和金融信息进入同一套由监察机关主导的分析体系时，谁来限定信息使用目的，谁来纠正错误识别，又由谁对数据滥用承担责任。

新法第十五条要求工作人员对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及个人信息承担保密义务。但该条没有详细规定算法风险判断的独立复核程序，也没有为被错误关联为腐败调查对象的个人单独建立救济机制。

一旦跨境资金往来、亲属关系和企业关联被纳入风险筛查，调查对象就可能从直接涉嫌违法的人员扩展到大量与其发生经济或社会联系的人。

这类权力尤其需要透明的程序约束。

然而，新法没有建立独立于现有监察及行政体系之外的跨境反腐监督机构。反腐数据的收集、整合、分析和后续调查，仍然主要依靠现有国家权力体系内部运行。

新法第二十一条赋予中国有关机关广泛申请国际司法协助的法律依据。

按照条文，中国可以依法向外国机构申请查找人员、查询银行账户、取得证言、搜查住所、调取电子数据，以及查封、扣押和冻结财产。

第二十三条和第二十四条又进一步规定，可以通过引渡、遣返、境外追诉及司法合作等方式开展追逃追赃。

这些行动需要依据相关国家法律、国际条约或者双方达成的合作安排。中国国内立法不能单方面赋予中国执法人员进入外国领土搜查、拘捕或者冻结财产的权力。

但在对外调查问题上，新法第二十五条表现出十分明确的限制立场。

该条规定，未经中国有关机关同意，境外机构、组织和个人不得在中国境内自行实施反跨境腐败调查，也不得通过其他人开展此类执法活动。中国境内机构和个人向境外提供相关证据、数据及协助，同样受到严格限制。

这形成了一种值得注意的制度安排。

北京希望通过国际司法合作取得境外金融账户、企业记录及个人信息，同时把外国调查机构进入中国调查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中国有关机关手中。

国际司法合作本来就以尊重所在国司法主权为基础。中国要求外国机构遵守本国执法程序，并不违反这一基本原则。

问题在于，中国新法第六条还建立了反制规定：当外国以反腐败为由采取被中方认定为不当域外适用、歧视性限制或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措施时，北京可以依据《反外国制裁法》等采取反制或阻断措施。

当外国调查涉及中国国有企业、官员或者具有政治背景的商业利益时，案件就可能同时进入反腐合作与国家安全反制两个法律框架。

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下，反腐调查既是司法问题，也可能成为外交与国家利益冲突中的政策工具。

对于外国监管机关而言，决定是否向中国移交证据，除了考虑涉案资金和腐败事实，还必须面对中国司法体系中的程序保障、证据使用范围及被追诉者的权利问题。

北京把海外追逃解释为打击腐败和维护国家利益，但中国近年来的部分境外追逃行动，已经在美国引发刑事诉讼。

2025年3月19日，美国纽约东区联邦法院判处安全忠（Quanzhong An）20个月监禁。美国司法部指出，他参与了一项受中国政府指挥的跨国行动，通过骚扰美国居民及其家属，迫使有关人员返回中国。

这起案件被美国司法部明确列为中国“猎狐行动”背景下的非法强制遣返活动。安在2024年认罪，法庭还对其作出涉及赔偿及罚款的经济处罚决定。

同年4月16日，曾担任纽约警察局警长的私人调查员迈克尔·麦克马洪（Michael McMahon），也因参与针对美国居民的跟踪和强制回国行动，被判处18个月监禁。

这些案件说明，跨境追逃在不同司法制度之下可能面临完全不同的法律评价。

中国有关机关认为自己正在追捕涉嫌违法人员，美国司法机关则关注中国政府人员及其合作者有没有未经授权在美国境内实施跟踪、骚扰、威胁或其他违法行为。

新法虽然规定追逃追赃要通过合法合作渠道进行，但其制度环境仍然延续了中共此前持续推动的国际追逃政策。

对于海外中国人而言，最重要的保障不是一份来自中国有关机关的指控，而是所在地司法机构能够独立判断案件事实、法律性质和相关人员面临的风险。

这次立法并不只针对外逃官员。

第二十九条至第三十四条设立专门的企业廉洁合规章节，将从事跨境经营的中国企业，以及外国企业在中国设立的分支机构、子公司纳入相关义务范围。

企业必须建立廉洁合规制度，对第三方合作机构开展尽职调查，完善内部举报机制，并对境外分支机构加强财务管理。

国有企业受到更明确的管理要求，包括境外重大资金、重大项目和重要岗位的风险防控，以及派驻财务负责人、人员轮岗、利益冲突回避等措施。

对于民营企业，新法意味着跨境经营合规不再只是商业风险管理，而成为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

第四十五条进一步规定，企业拒不履行廉洁合规整改要求，可能面临暂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甚至吊销业务许可证。

这一处罚机制给予有关主管部门直接干预企业经营活动的权限。

反商业贿赂制度原本有助于维护市场公平，但在中共党政体系高度介入企业管理的环境下，如何防止合规调查成为选择性执法手段，同样是制度监督必须面对的问题。

特别是当跨境商业交易涉及国有企业、政府审批、重大基础设施及政治敏感产业时，企业的合规风险往往与行政权力密切相关。

如果掌握许可、审批和市场准入权力的机构本身缺乏有效外部监督，单方面强化企业责任，难以触及滋生权钱交易的全部制度条件。

《反跨境腐败法》第三条明确规定，反跨境腐败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第五条同时写入遵守法定程序、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企业合法权益等原则。

两条规定放在一起，已经清楚揭示这部法律的制度定位。

法律把政治领导置于跨境反腐工作的核心，同时要求具体执法活动遵守法律程序。这种安排延续了中共将党内领导体系与国家监察权力相结合的治理模式。

第八条赋予国家监委核心协调职责，第四十六条则规定监察、公安及其他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或泄露个人信息时承担法律责任。

但整部法律没有设立一个新的、独立于国家监察委员会的外部监督机构，也没有对跨境调查中可能涉及的错误身份识别、境外财产争议或数据误用制定完整的专门救济程序。

有关权利保障仍须依靠现行司法和行政法律体系。

这正是法律制度与实际权力运行之间的核心问题。

反腐败机构如果能够同时影响线索筛查、调查措施、国际合作和资产追缴，那么对调查程序的监督便不能仅仅依赖同一行政与政治体系内部的责任追究。

真正有效的反腐制度，既要有能力追究贪官，也要让受到调查的人能够通过独立程序对抗错误指控和权力滥用。

在中国现有政治体制下，中央纪委与国家监委实行合署办公，监察权力与中共党内纪律检查体系具有紧密联系。国家监委的工作又被置于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之下。

这种权力结构，使跨境腐败调查具有鲜明的政治组织特征。

一名公职人员的境外资产、一个企业的海外交易、甚至与这些资金发生联系的第三方人员，都可能进入监察机关主导的调查体系。

他们能够获得多大程度的程序保护，将直接影响这部法律的实际后果。

11月13日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47条法律，展现的是中共跨境反腐机制的一次制度性整合。

从境外账户到海外资产，从人员出境到国际司法协助，从企业廉洁合规到大数据风险分析，国家监察委员会已经获得更加明确的跨部门组织与协调依据。

对严重腐败行为进行国际追诉、追回非法转移的公共资产，本身符合公众对廉洁政府的期待。中国社会长期受到权力寻租、利益输送和腐败问题困扰，建立有效的跨境反腐制度当然具有现实需要。

但一部反腐法律的实际效果，最终取决于它如何对待权力。

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新法强化了国家监委在跨境治理中的组织地位，把金融监管、企业合规、国际追逃和信息技术结合在同一套国家监察体系中。

对于普通人和企业而言，最直接的变化则是调查机关可能获得更多关于其境外经营、资金流动和社会联系的信息，并通过国际合作推动有关调查措施。

中国跨境反腐能力正在获得更完整的法律工具，而这套权力体系的独立监督结构并未因此发生根本改变。

习近平政府把反腐败的法律触角延伸到世界各地，却依然将决定调查方向、组织执法和处分责任的关键权力集中在中共主导的监察体系之内。

这才是《反跨境腐败法》正式施行后，最值得公众关注的制度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