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坛公安带走尿毒症患者杨丽：透析被延误，家属指遭酷刑

11月6日，江苏常州金坛区人民医院的护士给杨丽家属打来电话，询问这名尿毒症患者为什么没有按时到医院接受血液透析。此时，杨丽已经被当地公安人员带进办案中心。她当天上午前往金坛区政府，只为要求解决长期受到阻挠的就医问题，却在随后近11个小时里失去自由。直到晚上7点多，她才被送回家中。家属称，她当时意识模糊、身体极度虚弱，已经错过当天的透析治疗。

11月7日，民生观察披露了这起事件。杨丽的姐姐杨彩英公开指控，金坛公安在明知杨丽需要定期透析维持生命的情况下，仍将她长时间控制在办案中心，并拒绝提供必要医疗救助。

11月6日：举牌求助后被带进办案中心

11月6日上午8点多，杨丽带着一块写有“胥亚伟出来，解决我就医受阻问题”的纸牌，来到金坛区政府，希望当面见到区委书记胥亚伟。她没有等到问题解决，却被公安人员带走。

家属披露，参与行动的是金坛公安局人员蒋叶聪、万佳。杨丽被带到办案中心后，遭强行固定在审讯椅上数小时。她在拘押期间出现呕吐、意识不清等症状，却始终没有被及时送往医院。

据家属陈述，蒋叶聪曾向杨丽表示，做完笔录便送她去透析。但笔录和拘押程序没有为救治让路，杨丽从上午一直被控制到晚上，期间也未获得食物。

晚上7点多，两名自称街道工作人员及负责跟踪监视的人员将杨丽送回。面对身体虚弱、意识不清的女儿，父亲杨国良要求联系作出拘押决定的负责人，处理杨丽的医疗问题，但没有得到有效回应。

透析延误：公安处置与医疗救治发生冲突

危险并未随着杨丽被送回家而解除。

11月7日清晨，杨国良再次将女儿送到金坛区人民医院，要求安排透析。杨彩英当天公开表示，医院迟迟没有安排治疗，有医护人员私下告诉杨丽，是否透析以及何时透析，仍在等待官方通知。

这条消息揭示出比一次拘押更严重的问题：一名终末期肾病患者能否按时接受维持生命的治疗，竟可能需要等待医疗体系之外的行政决定。

杨丽每周需要接受三次血液透析。规律透析对于终末期肾病患者维持生命至关重要，延误治疗可能导致体内毒素、水分和电解质异常积聚，引发严重并发症。公安机关限制一名透析患者的人身自由，却没有确保其按时获得治疗，已经使普通的维稳处置具有直接危及生命的后果。

这也并非杨丽第一次因争取医疗权利遭遇公安干预。

十余年征地纠纷，维权者多次被限制就医

杨家的维权纠纷始于2009年前后的土地征收和房屋拆迁。家属指控，当地政府违法征地、暴力逼迁，随后又通过公安和司法系统阻止他们追究责任。十多年来，杨丽与母亲许冬青多次进京申诉，先后遭到拘留、刑事追诉和限制行动。

2025年，杨丽和母亲分别被判处一年三个月及一年两个月有期徒刑。家属称，杨丽在羁押期间肾病严重恶化，并长期无法获得适当救治。2025年12月底出狱后，她仍多次在前往北京寻求医疗帮助时遭公安拦截。

今年5月25日，杨丽的母亲许冬青因病去世。家属认为，长期拘押和医疗受阻是导致其病情恶化的重要原因。母亲去世后，杨丽继续要求金坛区政府允许她正常就医，并多次遭到警方阻拦。

今年7月2日，杨丽前往区政府要求见胥亚伟，随后被带往办案中心。家属指控，警员耿盼盼在处置过程中故意抓伤杨丽用于血液透析的血管瘘口，造成肿胀及伤口破裂。10月，杨丽又被指在医院遭警察带走。

这些事件呈现出一种持续发生的处置模式：杨丽提出申诉或就医要求，公安随即介入，限制其人身自由；而她急需解决的医疗问题，却始终没有获得稳定保障。

今年1月29日，联合国人权特别程序已就杨丽涉嫌遭任意拘押、医疗救治受阻以及受到酷刑和虐待等问题向中国政府发出正式函件。6月29日，联合国专家又就杨丽母亲的医疗遭遇提出关切。这意味着，杨家的处境早已进入国际人权监督程序。

然而，11月6日的拘押事件表明，国际社会的关注并未终止杨丽所反映的限制就医问题。

医院是否在等待维稳指令？

更值得追究的是，地方公安权力为何能够介入医院的正常诊疗决定。

今年9月，杨丽家属披露，金坛滨湖派出所副所长陈斌曾告知杨丽，领导不允许她前往北京就医，理由是到了北京便不再受当地控制。此前，家属也曾多次反映，金坛区人民医院对杨丽的用药、转院和治疗安排需要取得有关部门同意。

如果家属关于这些指令的陈述准确，那么杨丽所遭遇的已经超出一般信访接待和治安管理范畴。医疗决定受到行政维稳权力干预，意味着患者的生命健康可能被置于地方政府控制访民的政治目标之下。

公安、区委和医院的责任关系

杨丽案揭示出中共基层维稳体制的一种严重制度弊端：地方政府长期无法解决征地和司法争议，却能够不断动用公安力量限制申诉者的人身自由，甚至影响其获得医疗救治的条件。

在这种权力运行方式下，申诉者提出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申诉行为本身反而成为被治理、被控制的对象。信访制度原本应当承担的权利救济功能，被地方维稳机制逐渐取代。

杨丽的遭遇尤其说明，当维稳权力进入医院，政治控制便不再局限于限制表达和行动，还可能直接决定一名重病患者能否获得维持生命的治疗。

对于一名需要每周三次透析的患者，任何一次治疗延误都具有现实风险。11月6日，金坛公安控制了杨丽的人身自由，11月7日，家属仍在为她争取透析安排。截至目前公开披露的信息，尚未显示她当天最终获得了怎样的治疗。

这起事件最严重的制度问题，是基层政府将限制维权者置于保障公民生命健康之前。习近平政权长期强调以人民为中心，但在杨丽案中，地方公安能够迅速控制一名求助者，医疗机构却被指无法自主安排她急需的治疗。

一个社会的公共权力究竟是在保护生命，还是在维护地方官员对申诉者的控制，杨丽11月6日错过的那次透析，已经提供了极其严肃的现实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