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后武汉实验室仍是一堵黑墙：美国解密文件重启新冠起源责任追查

新冠疫情暴发六年多以后，世界仍然没有拿到一份能够彻底回答病毒从哪里来的原始证据档案。但今年6月18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公开的一批此前未披露通信和文件，再次把一个始终无法绕开的地点推回调查中心——武汉病毒研究所。

这批材料的政治分量，在于美国情报体系内部围绕“实验室起源”的争论已经进一步公开化。ODNI在发布材料时直接指控，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曾通过科研资助链向武汉病毒研究所的高风险蝙蝠冠状病毒研究提供资金，并称新公开通信显示，Anthony Fauci曾参与影响美国情报系统对新冠起源问题的讨论。ODNI甚至直接使用了武汉相关研究最终引发疫情的表述。这里涉及美国政府内部责任，当然应由美国继续追查；但无论华盛顿内部谁曾经资助、淡化或者阻止调查，都改变不了整个事件最原始的事实——疫情首先在武汉暴发，而掌握武汉病毒研究所原始实验资料和早期疫情数据的，是中国政府。

美国国会此前长达520页的新冠疫情起源调查报告，已经把武汉实验室问题进一步具体化。报告援引美国政府掌握的信息指出，武汉病毒研究所部分研究人员在2019年秋季、首批公开病例出现以前曾经患病；武汉病毒研究所长期从事SARS类冠状病毒研究，并利用基因工程制造嵌合病毒；部分冠状病毒工程技术甚至能够增加识别人为修改的难度。美国政府资料还指出，武汉病毒研究所至少从2017年开始与中国军方进行研究合作。

这些信息真正把责任指向的，并不是一句简单的“实验室泄漏”，而是中共至今没有解决的证据透明问题。如果北京认定实验室与疫情起源毫无关系，那么最有力的回应从来不是外交部声明，更不是发布一份由中共自己选择数据、自己组织专家、自己得出结论的白皮书，而是开放能够检验这一结论的原始证据。

武汉病毒研究所疫情前究竟保存了哪些SARS类冠状病毒？实验室完整病毒序列数据库在哪里？2019年下半年所有相关实验记录、样本出入记录、生物安全事故记录是否存在？疫情暴发前研究人员的健康档案能否由真正独立的调查人员核查？中国军方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合作的项目究竟包括什么？最早感染者是谁，又是如何感染的？

六年过去，这些本应成为全球溯源调查基础的问题仍然没有获得与灾难规模相匹配的透明度。

北京今年发布的病毒溯源白皮书继续强调中国已经“公开透明”，并援引对7.6万份医疗机构筛查记录和174例早期病例的分析，主张2019年10月至12月初武汉不存在异常呼吸道疾病聚集。问题恰恰在这里：这些结论依然建立在中国官方能够控制和筛选的数据体系之上。一个掌握原始资料的政府宣布自己已经透明，并不能替代外部研究者获得原始资料以后进行独立验证。

这也是中共在新冠起源问题上最无法回避的政治责任。一个造成全球灾难的病毒首先在其统治下的武汉大规模出现，同一城市又存在长期研究蝙蝠SARS类冠状病毒的高等级病毒研究机构。面对如此重大的公共利益，中共首先应该承担的责任不是证明某一种起源理论，而是保存证据、开放证据并允许国际社会独立调查。

现实却走向了相反方向。围绕疫情早期信息，中国出现过医生被训诫、相关信息受到控制以及独立调查空间受到限制；武汉实验室最关键的原始数据也始终没有达到全球独立调查所需要的开放程度。于是，新冠起源问题六年以后仍然陷在政治争论之中，而掌握最关键现场资料的一方，恰恰是一个不存在独立媒体、独立司法和真正议会调查制度的专制政权。

这才是新冠溯源无法与中共政治制度切割的根本原因。

在民主国家，政府部门隐瞒信息可以面对国会传票，官员可以被迫宣誓作证，内部邮件能够通过司法和议会程序公开，情报文件可以在政治压力下解密。美国此次公开的新材料本身就说明，美国在新冠问题上的责任同样可以继续被调查。Fauci有没有影响情报评估，美国政府为什么资助武汉相关研究，科研机构是否掩盖风险，这些都不应该因为责任可能涉及美国官员而停止追查。

但在中国，没有一个独立于中共的国会委员会能够向武汉病毒研究所发出传票，没有独立检察机关能够查封实验记录，也没有中国记者能够不受政治干预地调查2019年武汉实验室和疫情早期病例。病毒起源调查最终撞上的，因此不仅是一堵实验室的墙，更是一堵由中共政治权力建立的信息黑墙。

美国新一轮解密最重要的意义，也正在这里。它让六年前被政治化、被压制甚至一度被当成“阴谋论”的实验室起源问题重新回到证据审查范围，同时再次提醒世界：在武汉最关键的原始档案没有真正开放以前，任何要求国际社会宣布溯源结束的政治努力，都无法替代证据。

新冠疫情夺走了全球数百万人的生命，改变了数十亿人的生活，并造成持续多年的经济和社会创伤。面对如此规模的灾难，病毒究竟从哪里来，不是北京可以凭一份白皮书自行结案的问题。

真正能够结束争议的只有原始证据。

开放武汉病毒研究所完整实验档案，公开疫情暴发前后的病毒数据库、研究人员健康记录和相关军方合作项目，允许不受中共控制的调查人员独立取证——如果北京继续拒绝这些最基本的透明要求，那么新冠起源问题就不会结束，中共在疫情起源和早期隐瞒中的责任追查也不应该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