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接管“维稳报表”：Claude被用于追踪维吾尔人、西藏人与台湾人士，中国监控机器正在自动化

一套针对维吾尔人、西藏人、台湾政治人物和活动人士的监控工作，正在从摄像头、数据库和人工情报分析进一步进入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Anthropic最新威胁情报披露，与中国利益相关的行为者曾试图利用Claude自动整理监控材料、生成情报报告并追踪被关注群体，使原本需要大量人工处理的政治监控工作能够以更低成本、更大规模运行。

这份披露最值得警惕的并不是“有人滥用了一个聊天机器人”，而是生成式AI正在填补国家监控体系最后一段昂贵的人力环节：机器不仅收集人的位置、关系和言论，还开始替监控者阅读、归类、总结并形成可以直接交给决策者的报告。

Anthropic表示，其调查发现Claude被用于多类恶意活动，包括网络攻击、武器相关工作、诈骗以及监控行动。其中与中国利益相关的案例涉及对维吾尔人、西藏人、台湾政治人物及活动人士的信息处理。公司已经关闭相关账户，并公布部分操作模式。

从“摄像头看见你”到“AI替警察读懂你”

过去十多年，中国数字监控体系最受关注的能力集中在前端采集：公共摄像头、人脸识别、手机检查、通信数据、出行记录以及跨数据库关联。新疆则长期成为这种治理技术高度集中的地区。

但采集越多，另一个问题越突出：谁来处理海量数据？传统情报体系需要工作人员阅读报告、筛选社交媒体、整理人物关系、翻译文本并判断哪些内容需要进一步关注。

大型语言模型恰好可以自动完成其中大量工作。它能够：

这意味着监控规模不再严格受制于监控人员数量。一个过去需要几十人处理的材料池，可以被模型在极短时间内初步筛选。

新疆已经展示了“数据化维稳”的前一阶段

新疆长期存在高度密集的公共监控。国际人权组织此前披露，当地执法体系利用大数据平台、摄像头和多种个人信息来源对居民进行风险识别和分类。街道、住宅区、宗教场所以及公共交通空间中的监控设备，已经构成一种日常化基础设施。

生成式AI加入之后，变化并不是简单增加一台摄像头，而是让既有数据拥有更强的分析能力。摄像头解决“发生了什么”，数据库解决“这个人是谁”，而生成式AI试图解决“这些信息意味着什么、下一步该关注谁”。

跨境压制因此获得了一种更便宜的情报工具

监控对象并不限于中国境内。维吾尔、西藏、香港及台湾相关人士长期面对网络钓鱼、恶意软件、账号攻击和身份信息搜集。西方情报和网络安全机构此前也曾警告，与中国安全机构有关的恶意软件行动瞄准台湾、西藏、维吾尔及其他批评北京的群体。

海外活动人士过去可以通过离开中国降低部分实体监控压力，但数字空间模糊了国界。公开演讲、社交媒体、组织名单、会议照片和联系人网络都可能被自动抓取并重新组合。

AI在这里带来的不是新的监控对象，而是新的监控效率。 一个海外组织几十场活动、几百名参与者和数千条公开帖子，过去需要人力长期整理；如今模型可以把这些材料迅速压缩成结构化摘要。

商业AI公司正在被迫承担“反维稳工具”责任

Anthropic关闭相关账户，说明通用人工智能公司已经无法把自己仅仅视为提供文本工具的软件企业。模型拥有代码、分析、翻译和信息整合能力之后，其客户既可能是研究人员，也可能是情报机构、网络攻击者和政治监控体系。

这给AI公司提出至少三层责任：

但平台封号只能阻止一部分行为。开源模型、本地部署模型和第三方代理服务意味着同类能力不可能依靠一家美国公司永久封堵。

问题最终仍然指向使用AI的人和制度

中国近年来不断强化人工智能、公共安全、大数据和社会治理的结合。技术本身可以用于医疗、教育、科研和公共服务，也可以成为政治控制的倍增器。区别不在算法，而在谁拥有数据、谁制定“风险人物”的定义，以及被机器标记的人有没有申诉和救济渠道。

当一个系统把宗教身份、族群背景、政治观点、海外联系或公共表达视为需要持续记录的变量时，AI不会自动纠正这种制度逻辑；相反，它可能把既有偏见执行得更快。

从新疆街头密布的摄像头，到自动生成的监控报告，中国式数字维稳正在出现一条新的技术链：前端无处不在地采集，中端数据库持续聚合，后端AI开始自动理解和分类。

这条链条最需要被追问的，不是Claude究竟写了多少份报告，而是当政治监控进入自动化时代之后，一个普通人需要付出多大代价，才能逃离一个永远不会疲倦、不会下班、也不会忘记的数字观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