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教师资格拟增国安审查：三年一续执业证，谁能继续站上讲台？

一名已经取得注册资格、在香港学校任教多年的教师，未来可能还须定期申请另一张证书，才能继续站在讲台上。证书不只是证明教学培训达标，还涉及犯罪记录申报、守法声明、在港居住情况以及行政机关对教师是否适合任教的判断。

香港特区政府11月13日刊宪《2026年教育（修订）条例草案》，拟在现有教师注册制度之外增设执业证明书，并处理被裁定犯有危害国家安全罪行者的教师注册资格。法案预定11月25日提交立法会首读及二读，截至11月13日，这仍是立法草案，不能写成已经全面实施的规定。

教育局强调，这是为了确保教师的专业质素及学生福祉。然而，把国安刑事定罪与能否继续从事教育工作直接挂钩，也意味着香港教师的职业资格制度将承担更明确的国家安全管控功能。问题不只是教师每三年需要多办一张证，而是谁有权判断一名教师是否适合任教、判断所依据的标准是否清晰，以及受影响者能够获得怎样的程序保障。

按照教育局公布的方案，教师执业证明书适用于官立、资助、直资、按位津贴学校，也包括私立学校、国际学校和幼稚园；校长同样在适用范围内。证明书有效期不超过三个学年。

教师须先持有有效的检定教员证明书或准用教员许可证，或者已经提出教师注册申请、尚待决定。除此之外，申请人还须证明正在或准备在学校任教，申报有无刑事定罪，声明维护专业操守和遵守法律，并满足持续专业发展及通常居于香港等条件。

按照方案，每名申请人在申请前36个月必须完成60小时持续专业发展；公帑资助中小学教师既有的三年150小时指标仍然保留，60小时计入其中，额外90小时要求的具体安排则待教育局公布。

60小时专业发展不是150小时要求的全面替代。 把这两组数字混为一谈，会使实际制度负担失真。前者是申请执业证的统一门槛，后者是部分学校教师继续适用的更高培训指标。

对大多数没有国安定罪记录的教师来说，最直接的变化是把持续进修、刑事纪录申报与定期重新确认执业资格结合起来。教育局可以借此推动专业学习，也获得一个周期性审核教师是否符合任教条件的制度入口。

这次修例更具政治与法律意义的部分，是拟设立机制，处理已经被裁定犯有危害国家安全罪行人士的教师注册事宜，防止有关人士在学校任教。

教育局的官方解释是，国安罪定罪者不应继续在学校执教，以保护学生、维持教师专业操守及公众信心。有关规定属于草案提出的制度安排，而非仅供学校自愿参考的行政建议。

但这一安排也提出新的权利问题。教师本来就需要对课堂行为、教学质量及专业失当负责；国安定罪则可能涉及课堂之外的政治活动和言论行为。当职业资格受到刑事定罪直接影响时，需要清楚解释职业禁止的适用范围、持续期限以及救济方式。

刑事惩罚与职业资格限制是两个不同层面的法律后果。 对国安罪定罪者采取任教限制，必须面对必要性、相称性和程序公平的问题。这些问题无法只凭“保障学生”四字得到完整回答。

目前可以确认的是草案政策方向；至于每一种具体国安罪名如何适用、是否存在例外及有关决定的具体挑战程序，应以最终通过的法例及正式执行细则为准。

新制度可能影响的不止课堂表现。教育局公布的申请条件还包括“通常居于香港”。局方说明，将综合考虑申请人不在香港的原因、时间和次数等因素。

这使制度可能影响曾经赴外地深造、长期照顾外地亲属或往返香港与其他地区工作的教师。教育局尚须明确这些情况如何认定，防止模糊的居住标准给教师带来不必要的不确定性。

同样，要求申请人声明遵守法律，本身并不罕见；但如果执业资格审批不只核查客观资料，还扩大到对政治表达或私人行为的宽泛评估，教师就可能因担忧工作资格而选择减少公开表达。这是草案可能产生的寒蝉风险，不应在尚无实施数据时写成已经普遍发生的结果。

教师对课堂上的言论和职业操守承担责任，并不意味着其作为公民的表达权可以不受比例限制地让位于行政审查。教育行业当然需要专业标准，问题是标准必须可预见、可核查，也应容许合理申辩。

修例不是突然产生的单独措施。香港特区政府2026年施政报告已提出修改《教育条例》，将执业证明书设为教学先决条件，并完善教师培训。教育局称自2025年9月开始征询业界意见，2026年2月6日曾向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介绍建议。

政府把专业发展和国安要求放在同一套教师资格改革之中，反映其对教育制度的两种期待：一方面把进修与持续执业联系起来，另一方面透过注册与证书制度确认任教人员符合政府所认定的法律和行为要求。

这也凸显香港教育治理发生的制度转变。过去讨论教师资格，主要围绕学历、培训和课堂表现；现在，国家安全刑事法律所产生的职业后果将被更直接地纳入学校人事管理。

值得追问的不是教育体系应否保障学生，而是国家安全审查进入教师资格制度之后，教育专业判断还能保留多少独立空间。

草案进入立法程序后，至少有四项内容值得持续追问：

这些不是抽象争论。对教师而言，一张执业证的批准、延期或拒绝，直接关系到能否继续工作；对学校而言，它关系到能否聘用有经验的教师；对学生而言，它最终关系到教育环境是否鼓励独立思考、专业讨论和对复杂问题进行理性辨析。

香港政府提出的执业证制度有其可辨认的行政目标：定期确认任教资格、推动持续进修，以及处理严重违法者的职业适任性。真正引人关注的是，政府同时把国家安全法律嵌入这一套职业资格体系，令一次刑事定罪可能在刑罚以外产生长期的职业后果。

《2026年教育（修订）条例草案》仍待立法会审议。它最终会成为一套透明、可救济、以教育专业为中心的制度，还是扩大行政机关对教师个人行为控制的又一道门槛，取决于具体法律条文、执行程序，以及今后个案中是否存在有效制衡。

一座城市如何决定谁有资格教书，往往也说明它允许下一代接触怎样的知识、问题与公共讨论。 香港这场修例因此不只是教师的职业政策，更是一项需要公开审视的制度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