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牌、泼墨、枪决：文革旧照揭露毛泽东十年政治灾难

1966年8月26日，哈尔滨红卫兵广场，一场大规模批斗大会正在进行。

黑龙江省委书记兼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任仲夷被押上批斗台。他被迫站在一张难以保持平衡的折叠椅上，头戴侮辱性的高帽，面对台下的群众接受批判。

红卫兵端来一盆墨汁，命令任仲夷把自己的脸涂黑。当他用手指蘸取墨汁在脸上涂抹之后，施暴者仍然不满意，直接将墨汁泼向他的面部。有人又拿起毛笔，在他的白衬衫上写下打倒任仲夷的政治口号，随后将剩下的墨汁从他的衣领灌进去。

墨汁顺着后背、腰间和裤腿向下流淌。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情景，被当时只有26岁的《黑龙江日报》摄影记者李振盛记录下来。

六十年后，当这些照片再次出现在公众面前，它们留下的已经不只是某个官员遭受侮辱的历史瞬间，而是一场由毛泽东发动、持续十年的政治运动如何摧毁法律、人格尊严和社会秩序的直接证据。

2026年10月30日，X平台账号“Chen xiaohong-陈小宏”重新发布李振盛拍摄的文革历史照片和相关视频，内容涉及挂牌批斗、强制剃头、集体武斗以及政治处决。

其中一幅照片的说明提到，1967年6月，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的不同造反组织围绕学校主楼控制权发生武斗，教学设施和石膏塑像遭到破坏。

这与李振盛留存的1967年6月28日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图书馆武斗现场照片相呼应。原本用于教学和研究的大学校园，在政治派别争夺中沦为暴力冲突场所。

这些照片所揭示的历史现实是，毛泽东在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后，政治忠诚成为衡量人是否有资格受到保护的标准。一个人可以因为出身、身份、言论，甚至因为外貌与毛泽东相似而遭到公开羞辱。

而当政治领袖的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整个社会就失去了制止暴力的有效约束。

省委书记被泼墨，省长因为发型遭剃头

任仲夷遭受批斗，是文化大革命初期黑龙江政治秩序瓦解的一个典型事件。

1966年8月，中共中央推动的群众造反运动迅速蔓延，各地红卫兵组织把学校负责人、知识分子和地方党政领导干部视为政治斗争对象。

任仲夷当时已经是黑龙江省的重要领导干部，长期在中共组织内部工作。但这些政治资历没有阻止他被公开侮辱。

站在椅子上、被迫低头、戴高帽、涂抹墨汁，这些行为没有正常司法程序，没有独立法庭裁决，甚至不需要证明当事人实施了任何具体犯罪。

施暴者只需要把一个人宣布为阶级敌人，就能够以革命的名义对其采取侮辱和暴力行为。

与任仲夷同时期遭受迫害的，还有黑龙江省省长李范五。

1966年9月12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红卫兵公开为李范五剃头，将他的头发剪成具有羞辱意味的阴阳头。

根据摄影师李振盛后来的回忆，李范五遭到攻击的原因之一，竟然是他的发型被认为与毛泽东相似，造反派因此怀疑他存在政治野心。

一名省长，竟然因为发型可能模仿最高领导人而成为批斗对象。这种政治荒诞背后，是毛泽东个人崇拜不断升级之后，任何行为都可能被解释为政治忠诚或政治背叛。

在这种环境中，判断一个人是否有罪，不再需要具体行为和法律依据，而取决于掌握政治话语权的人如何解释他的身份、外貌和言论。

任仲夷与李范五的遭遇，也揭示了当时中共内部权力关系的残酷性。

即使是长期服务于共产党政权的高级干部，也可能在最高领导人发动的政治运动中一夜之间失去保护。

那些没有干部身份、没有政治资源的普通教师、工人和农民，遭遇暴力时能够获得的保护只会更加有限。

两名技术人员因《向北方》遭枪决，政治文字成为死刑依据

1968年4月5日，哈尔滨发生了另一场更加严重的政治迫害。

根据李振盛后来公开的回忆，当天共有八人在哈尔滨郊外被执行死刑，其中六人涉及普通刑事案件，另外两人被当局定为反革命集团主犯。

这两名政治案件被处决者分别是巫炳源和王永增。

他们原本是哈尔滨电表仪器厂的技术人员，受过较高程度的教育。

1968年1月1日，两人制作并散发了一份油印小报，名称叫《向北方》。

在正常社会中，制作小报、发表意见，即使涉及政治问题，也应当受到明确法律规则及正当司法程序的保障。

然而，当时黑龙江和哈尔滨有关政治机构将《向北方》的标题解释为向往位于中国北方的苏联，并据此将二人认定为反革命分子。

一个刊物名称被赋予敌对政治含义，最终成为两名技术人员遭到死刑追究的重要依据。

巫炳源在听到死刑判决时发出了对当时社会黑暗现实的控诉。

李振盛记录了这场处决的前后过程，包括宣判、押解和刑场画面。他后来回忆，面对被处决者的遗体，他意识到自己正在记录极其残酷的历史。

这起案件中的关键问题，是政治机关能够把一个普通词语与意识形态敌人建立联系，再利用国家刑事权力将这种解释转化为对个人生命的剥夺。

《向北方》三个字没有天然的犯罪含义。将其解释成反革命证据，反映的正是当时政治审查和刑事权力之间缺乏有效制衡的现实。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不断强调阶级斗争、反修防修和政治路线斗争。地方执法与司法机构在这一政治环境下，把言论、文化和思想表达视为敌我斗争的一部分。

巫炳源和王永增之死，因此不能仅被看作地方干部对某份刊物作出了荒唐解释。

他们遭到处决的历史背景，是一场最高政治权力持续扩大敌人范围、以政治忠诚决定个人命运的全国性运动。

当国家可以凭借政治标签决定一个人是否享有基本权利，公开表达就可能从公民行为变成危及生命的冒险。

从教师被打死到作家投湖，文革暴力迅速蔓延整个社会

文革初期的暴力受害者远不止党政干部。

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被本校学生组成的红卫兵在校园内殴打致死。

卞仲耘原本是一名教育工作者，也是一位母亲。她所面对的施暴者，却是自己所在学校的学生。

学生殴打教师，教育机构变成批斗场所，这种社会关系的颠倒，正是在毛泽东发动的政治运动中迅速形成的。

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在妻子遇害后，长期保存遗物、调查经过，并持续要求追究施暴者责任。

后来公开的资料显示，1966年8月5日的暴力并非一般校园冲突，而是当时学校针对所谓黑帮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开展政治斗争的结果。

同年8月23日，著名作家老舍在北京遭到红卫兵批斗和殴打，第二天在太平湖投水身亡。

一名教师因学校政治批斗失去生命，一名作家因公开羞辱和政治迫害走向死亡。与此同时，各地还有大量知识分子、普通劳动者和农村居民遭到殴打、关押、抄家及剥夺基本生活权利。

1966年8月24日，李振盛还记录了哈尔滨极乐寺遭到红卫兵冲击的过程。寺庙佛像被毁，僧人被迫举着侮辱自身宗教信仰的标语接受批斗。

这些行为涉及不同的受害群体，但背后的政治逻辑高度一致。

毛泽东通过文化大革命把阶级斗争推向社会各个领域，任何人都可能被要求表态、揭发、检举身边的人，而受到攻击者则失去正常的辩护与救济渠道。

政治运动进入学校，师生关系遭到破坏；进入机关，同事之间相互检举；进入家庭，亲属可能被迫与被批斗者划清界限；进入宗教场所，信仰活动被当作封建思想清除。

这些后果与毛泽东所倡导的个人崇拜、政治动员和不断扩大阶级敌人的斗争方式密切相关。

毛泽东如何把国家引向政治暴力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由此进入全面发动阶段。

同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进一步确立群众政治运动的方向。

毛泽东的核心政治判断，是党和国家机关内部存在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须依靠群众造反揭露并夺回权力。

这种判断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产生了直接后果：国家正常行政体系被持续冲击，原有干部管理机制失去稳定性，各种造反组织争夺政治合法性，暴力批斗和武斗迅速扩散。

而毛泽东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其政治意志又受到高度个人崇拜保护。

地方组织可以批评省委、市委、学校和工作单位负责人，却很难公开质疑政治运动本身是否正当，更难公开追究发动运动的最高领导人。

这种权力结构产生了极其危险的结果。

每一个政治派别都可能声称自己最忠于毛泽东，再把其他人宣布为敌人。施暴者通过忠于最高领袖的口号争夺权力，受害者却无法诉诸真正独立的司法机关获得保护。

暴力因此不仅没有受到及时制止，反而在政治竞争中成为证明革命立场的工具。

李振盛1967年6月28日拍下的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武斗后图书馆，就是这一过程的直观记录。

书籍、桌椅、教学设施和塑像在政治派别冲突中被毁坏。大学不再以教学和研究为中心，反而成为争夺政治控制权的场所。

而到了1968年至1971年，政治清洗的主要形式又发生变化。

根据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家安德鲁·沃尔德（Andrew G. Walder）对中国地方志及历史资料的研究，文革暴力并非主要集中于早期学生红卫兵运动。重建地方政治秩序过程中的有组织镇压，造成了大量死亡与迫害。

沃尔德依据两千余种地方志及其他调查材料，估算1966年至1971年约有110万至160万人死亡，另有约2200万至3000万人受到不同形式的政治迫害。

这一研究涵盖特定时期，不能机械地作为整个1966年至1976年文革的最终死亡总数。但它已经清楚说明，文革造成的人员伤亡并非少数地方的偶发冲突，而是一场具有全国规模的政治灾难。

连中共自己的历史决议，也承认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这份决议虽然继续维护毛泽东的整体政治地位，却不得不对文化大革命作出严重负面评价。

决议明确承认，文化大革命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并且承认毛泽东对此负有主要责任。

这份官方文件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它说明对毛泽东发动文革及其政治责任的追究，并非仅仅来自海外媒体或者政治反对人士的批评。中共自身的正式历史文件，也确认了毛泽东在这场灾难中的直接领导责任。

然而，1981年的决议同时又将毛泽东整体政治地位与文革责任分开处理，继续维护其在中共历史叙事中的核心地位。

这种处理方式，留下了一道至今没有消失的历史矛盾。

当一个政党已经正式承认最高领导人发动了造成重大社会灾难的政治运动，却仍然需要维护他的政治权威和象征地位，公众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独立追问受害者遭遇、具体责任和历史赔偿？

对于任仲夷、李范五等幸存者，后来的政治平反或职位恢复，无法使他们曾经承受的羞辱消失。

对于卞仲耘、老舍、巫炳源、王永增及无数其他死者，政治运动结束更无法使他们重新获得生命。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并不意味着所有个人案件都已经完成责任追究，也不意味着所有受害者及其家属都获得了完整解释。

被藏在地板下面的照片，为什么比当年的官方报道更有历史价值

李振盛的经历，揭示了文革时代另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新闻媒体如何成为政治宣传的一部分。

当时他在《黑龙江日报》工作。按照报社的政治宣传要求，赞美毛泽东、歌颂群众革命热情以及展示所谓运动大好形势的照片，可以公开见报。

而挂牌、批斗、游街、抄家、宗教场所遭毁坏及政治处决的照片，则被视为不能公开发表的负面材料。

这意味着，当年的官方报纸即使每天大量报道文化大革命，也未必呈现公众真实遭遇的暴力与迫害。

作为新闻记者，李振盛既拍摄能够公开发表的照片，也保留那些不允许见报的画面。

1968年，他开始将部分敏感底片转移到家中，藏在地板下面，避免在政治清查和抄家时被收走毁坏。

后来，他本人也受到政治批斗。

直到文革结束多年之后，这批照片才逐渐通过影展、采访和摄影集公开。

李振盛留下的影像之所以具有独特历史价值，就在于它们记录了当年政治宣传有意排除的另一面。

没有这些照片，人们可能只看得到万人集会、红旗、标语和群众欢呼，却很难看见站在台上被迫低头的受害者、脸上流淌的墨汁、遭毁坏的寺庙，以及被押往刑场的普通人。

政治宣传能够决定当时哪些照片可以登报，却无法永久取消照片已经记录下来的历史事实。

如今，在毛泽东发动文革六十年之后，李振盛拍摄的历史照片再次被海外社交媒体传播。

那些曾经需要藏在地板下面才能保存的影像，正在重新成为公众理解这场灾难的重要资料。

但记录历史的意义，不能止于惊叹当年的疯狂。

应当被持续追问的是，1966年至1976年的中国，为什么能够出现由最高政治领袖发动、让国家法律和社会秩序长期失去正常约束的政治运动？

为什么某个地方干部被宣布为阶级敌人之后，便可以遭到公开侮辱？为什么两名技术人员制作一份小报，就能被政治机关解释成严重犯罪并处以死刑？为什么教师、作家、僧人和普通居民在遭遇政治暴力时，没有得到有效保护？

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无法绕过毛泽东作为文化大革命主要发动者和领导者的政治责任，也无法绕过中共当时的组织动员、司法服从和宣传控制。

当一个国家把最高领导人的政治意志置于法律、生命和个人尊严之上，政治忠诚便可能成为施暴者的护身符，而普通人的基本权利则随时可能被剥夺。

2026年重新流传的文革旧照所留下的警示，正是这段历史必须被完整记录、自由讨论和持续追究的原因。

那些已经死亡的受害者无法再为自己辩护，而照片、档案、证言及独立研究，仍然能够让他们的遭遇进入公共记忆。

历史不应该只留下政治领袖的画像和口号，也必须留下那些被他们所发动的运动伤害、羞辱和夺去生命的普通中国人。

相关历史资料与影像记录

重点证据与持续追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