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引产八九月孕妇仍称“国家大局” 中共计生模范自述揭开人口政策暴力史

一名曾受到中国共产党表彰的计划生育工作者，面对镜头讲述自己参与强制引产的经历。她回忆，有些孕妇怀孕已经八九个月，孩子即将出生，仍然被要求终止妊娠。面对孕妇的哭喊、反抗和精神崩溃，这名曾经的计生干部最终用“国家利益”和“人口战争”解释自己的行为。

这段多年前的采访近日再次在海外社交媒体传播。10月30日前后，X平台账号“Qiuy ao Mo”（@MoQiuyao201314）转发有关视频，并批评中共通过政治命令将基层人员变成迫害孕妇的执行者。

调查发现，这段影像并非2026年新发生的事件，其核心内容可以追溯至2019年上映的纪录片《独生之国》（One Child Nation）。 该片由王男栿、张嘉玲联合执导，记录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实施期间的强制绝育、强制引产、婴儿被遗弃及被带走等事件。美国公共电视网PBS的影片介绍明确记载，一位受到高度表彰的计划生育官员承认，自己曾参与抓捕反抗的孕妇，并强迫她们接受终止妊娠手术。即使多年过去，她仍坚持当年的政策正确。

这段采访最令人震惊的地方，是当事人对那些暴力场景的清晰记忆与她对政策正当性的坚持同时存在。她知道孕妇曾经反抗，知道一些孕妇因此遭受严重伤害，也承认自己曾经认为强制引产是一种暴行，却仍以服从党的命令为由，将个人行为归入所谓的国家利益。

这揭露了中共计划生育政策中一个长期被官方宣传掩盖的矛盾：当个人生命与中共设定的政治指标发生冲突时，孕妇的身体自主权、家庭生育决定权和生命尊严，为什么可以被基层权力随意剥夺？

经过进一步检索，视频中的受访者身份已经有了明确线索。她是河北省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原窟窿山乡计划生育助理员姜淑琴，英文拼写为Shuqin Jiang。

这一身份不仅见于《独生之国》的正式演职人员资料，也见于2019年8月8日美国文化媒体Hyperallergic对纪录片的评论。该报道明确指出，姜淑琴曾参与大量强制绝育与终止妊娠工作，并在采访中坚持当年的做法有必要。

姜淑琴曾经是中共计划生育领域受到重点宣传的先进人物。1997年2月17日，《人民日报》刊登《洒向深山都是爱》，介绍她在河北山区从事计生工作的经历，将其塑造成热心救助妇女儿童、受到乡亲欢迎的基层模范。报道介绍，她从18岁开始从事计生工作，先后获得全国计划生育先进工作者、河北省劳动模范等荣誉。

同年9月，她又作为中共十五大代表受到《人民日报》专题报道。1998年，官方继续宣传其工作成绩，并记载国家计生委曾于1997年作出号召全国计生部门向她学习的决定。2008年，她还获得河北省有关部门颁发的“燕赵人口奖”。

这些历史档案证明，姜淑琴在中共计划生育体制中并非普通执行者。她长期被树立为政策执行典范，获得的政治荣誉与她在基层完成计划生育目标的成绩密切相关。

然而，当《独生之国》的摄制组采访这位曾经的先进工作者时，镜头记录的已经不再是官方报纸描述的温情故事。

姜淑琴谈到，有些孕妇已经怀孕八九个月，仍遭到引产。部分胎儿被引产出来时还有生命迹象。为了执行政策，计生人员追赶试图逃走的孕妇；有人在绝望中挣扎，有人哭喊辱骂，也有人出现严重精神异常。

她还谈到自己年轻时曾对这种做法产生抵触，甚至想退出计生工作。但上级领导以国家政策和共产党员的责任要求她继续执行。她最终接受了这样的解释，并用战争中的牺牲来理解自己参与的行为。

她的讲述暴露出一个严酷事实：那些被强行带走的孕妇，在计生干部眼中逐渐失去了作为独立公民应有的权利。她们怀孕多少个月、是否愿意接受手术、腹中的孩子能否存活，都可能让位于行政部门的生育控制目标。

当一个人明知道孕妇正在反抗，却仍然把强制引产解释为国家任务时，政治服从已经取代了最基本的生命伦理。

对姜淑琴历史资料的检索，揭示了更值得调查的一组证据。

1997年6月17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发表记者何伟撰写的《窟窿山上一面旗》，专门介绍姜淑琴的计生工作，并宣称当地从未采用强迫方式，也从未发生计划生育纠纷或相关上访。

1997年9月14日，《人民日报》在中共十五大专题报道中再次重复了这一说法。

这两篇报道一方面强调窟窿山乡计划生育率连续十年达到100%，另一方面将这项成绩全部归功于姜淑琴耐心细致的群众工作。

然而，在2019年的纪录片里，姜淑琴却公开描述了追赶孕妇、强制引产以及妇女因此遭受严重精神伤害的经历。

这两种叙述之间，存在着无法回避的事实冲突。

旧报道强调没有强迫，新影像却记录了执行者对强迫行为的回忆。尽管纪录片中的回忆尚不能逐一确定每次强制引产的地点与日期，但当事人本人对强制措施的描述，已经足以使当年未经独立调查的官方宣传受到严重质疑。

《人民日报》当年为什么能够断言不存在强迫？记者是否接触过那些接受计生手术的妇女？地方政府向上级报送的人口考核资料，是否真实记录了每次手术的性质及当事人的意愿？

这些问题并非单纯的历史争论。

中共通过党报将计划生育成绩塑造成政治荣誉，并把受到表彰的执行者推广为全国学习的对象。宣传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一个乡镇。

1998年10月12日，《人民日报》还披露，姜淑琴曾在当地实施上千例计生手术。该数字包括哪些手术类别，其中是否涉及强制引产、相关医疗档案是否保存，都关系到这段历史能够被还原到什么程度。

这份过去由官方主动公布的工作成绩，如今反而成为追查具体责任的一项重要历史线索。

姜淑琴的经历不能只从个人道德角度解释。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共将人口控制与地方政府的政治考核、干部晋升以及行政奖惩紧密联系。1991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要求各级党委政府主要领导亲自负责，并将人口计划完成情况列为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

1995年，中共进一步强调组织、人事部门必须把计生工作纳入领导干部考核，建立相应奖惩制度。计划生育的“一票否决”机制，则使地方干部承担了直接的政治压力。

于是，一项涉及公民生育权利的公共政策，被纳入了层层负责、逐级考核的政治管理结构。

地方领导需要完成指标，基层计生人员负责落实，医疗机构承担手术，宣传部门负责报道成果。

如果某个家庭的生育决定与行政计划发生冲突，掌握行政权力的一方便可能采取查验孕情、限制行动、经济处罚甚至强迫终止妊娠的方式。

这种权力关系，使受害妇女往往难以真正拒绝。

姜淑琴在采访中提及的上级指令，恰好揭示了这种政治压力如何传递给执行人员。她曾经意识到暴力执行可能伤害他人，但上级领导要求她服从党的政策，最后她仍然参与其中。

一个政权如果可以要求干部为了政治指标伤害孕妇，再以工作成绩为他们授予荣誉，那么责任显然不能全部留给基层执行者。

制定政策、建立奖惩机制、下达任务和组织宣传的中共党政领导机关，同样需要接受历史责任审查。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些计生干部能够在明知当事人遭受巨大痛苦的情况下，继续把工作称为人口战争。对他们而言，上级目标已经成为判断行为正确与否的标准。孕妇的哭喊和反抗，则被当成必须克服的执行困难。

更值得追究的是，执行者在获得表彰后，所代表的工作方式还可能被当作成功经验推广。由中央决定、地方实施、官方宣传共同形成的政治环境，使类似侵权行为具备了持续发生的条件。

如果把姜淑琴的经历理解为上世纪特定时期的个别现象，2012年陕西冯建梅遭强制引产案则提供了另一个重要证据。

2012年6月2日，陕西省安康市镇坪县曾家镇的冯建梅，怀孕已达七个月。由于不符合当时的二孩生育政策，当地工作人员将她带至医院，实施强制引产。

据《财新周刊》当年调查，冯建梅表示，自己因无力缴纳4万元费用而遭到强制引产，前往医院途中曾被殴打，手术同意书上的手印也是被强制按下的。

事发后，安康市政府最终认定，这是一起强行实施大月份引产的违规责任事件。镇坪县政府分管计生工作的副县长于延媚受到行政记大过处分，县计生局局长江能海、曾家镇镇长陈抨印等人受到撤职或其他纪律处分。

然而，从姜淑琴参与执行计划生育的年代，到2012年的冯建梅事件，相隔数十年，强制引产依然发生。

这段历史说明，即使中央政府公开宣称反对强迫终止妊娠，只要基层行政权力仍然可以干预妇女的生育决定，侵权风险就难以真正消失。

一个曾经被称作先进的计生干部，和一个怀孕七个月仍被强制引产的普通妇女，分别从执行者与受害者的角度，揭示了同一种政治权力如何进入公民最私密的家庭生活。

如今，中国的人口政策已经发生根本变化。

随着一孩政策结束、二孩及三孩政策相继出台，中共当局开始将促进生育作为国家人口政策的重要方向。

202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规定对符合条件的三周岁以下儿童，按照每孩每年3600元的国家基础标准发放育儿补贴。

国家统计局2026年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出生人口为792万人，全年人口减少339万人。

曾经通过行政考核限制生育的政权，如今又开始通过财政补贴鼓励生育。

政策方向发生了变化，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仍然存在：为什么公民是否生育、何时生育、生育几个孩子，长期以来都必须服从执政党的政治安排？

过去，当局担忧人口增长过快，于是将限制出生变成国策，并通过庞大的基层组织实施管理。如今，政府面对人口下降，又开始鼓励家庭增加生育。

人口结构的变化当然需要公共政策回应，政府也有责任为家庭提供育儿支持。但任何人口政策都不能成为侵犯人身自由与生育自主权的理由。

尤其需要指出，习近平执政时期的生育政策转向，不能抵消此前强制计划生育造成的历史伤害。那些失去孩子的妇女、受到强制绝育的家庭，以及因反抗计生措施遭到处罚的人们，不会因为今天政府开始发放育儿补贴，就自动获得公正。

对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政权而言，如何面对这段历史，同样是衡量其是否真正尊重公民权利的重要问题。

姜淑琴本人在2019年纪录片中留下的证言，让中共官方塑造的计生先进人物形象出现了难以弥合的裂缝。过去被作为政绩宣传的工作成绩，如今需要重新放回具体的人权侵害历史中审视。

这段影像所揭露的，远远超出一名计生干部的个人经历。

它触及中共专制政治的一项深层问题：当党组织将自己的政策置于个人基本权利之上，又把服从命令视为最高政治纪律时，普通人可能成为权力意志的牺牲品，执行者则可能因完成任务而获得荣誉。

从强制引产到生育补贴，中共的人口政策已经走过数次转变。然而，无论过去要求少生，还是今天鼓励多生，人口数字背后首先都是一个个拥有独立尊严的生命。

姜淑琴当年的政治荣誉有官方档案记载，她在纪录片中的自述也已经留存。两种记录摆在一起，让那段被宣传为伟大成就的历史重新暴露在公众面前。

一个政权可以修改政策、撤销指标、重新书写宣传口号，却无法让那些被强制终止的妊娠重新开始，也无法消除受害妇女与家庭已经承受的伤害。

对于这段历史，中共至今需要面对的，不仅是人口政策曾经造成多大规模的伤害，更是它为何能够把对公民身体的强制控制包装成政治功绩，并让参与执行的人获得荣誉。

只有将这段历史中的权力决策、执行行为和受害者遭遇完整记录下来，才能真正揭开那些曾被“国家大局”掩盖的生命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