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白云区广福家庭教会9月27日再次遭警方进入聚会场所。ChinaAid 9月30日报道,警方当场没收教会用于传福音的纸扇、福音单张等材料,并要求教会离开现有聚会空间。教会方面称,这批扇子供信徒在日常生活中分享基督教信仰使用,上面印有可读取福音信息的二维码。
这次行动并非孤立事件。公开记录显示,广福教会至少从2015年开始持续面对地方宗教、公安和基层部门干预:聚会场所曾被封,信徒转到门外敬拜;2019年,地方人员要求教会悬挂中国国旗,并接受宗教政策和“宗教中国化”教育;2026年,警方又进入聚会地点,没收传教材料并要求教会搬离。
9月27日:警方进入聚会场所,福音材料被没收
ChinaAid援引教会消息称,9月27日警方进入广福教会在广州的聚会空间,没收一批印有福音内容和二维码的纸扇,并要求教会离开该场所。截至目前,公开报道没有披露此次行动涉及的具体公安派出所、出警人数,也没有显示警方是否出具扣押清单或说明所依据的具体行政、刑事法律条款。
这些信息决定了如何准确判断此次行动的法律性质。如果有关部门认定相关材料违法,应当进一步查明具体执法主体、法律依据和扣押手续;如果行动同时意在迫使教会停止在现址聚会,则还需要确认这一要求究竟来自公安、宗教事务部门、基层政府,还是房东在行政压力下作出的决定。现有公开材料尚不足以回答这些问题。
广福教会是一个没有加入官方三自爱国运动体系的家庭教会。ChinaAid称,教会长期坚持独立聚会,并多次因场所和传教活动受到地方政府压力。此次被没收的是用于传播宗教信息的纸扇和福音资料,使事件再次触及未登记宗教群体进行传教、印发宗教材料和维持聚会空间的现实边界。
2015年:场所被封,信徒转到门外敬拜

广福教会与广州地方执法部门的冲突至少可以追溯到2015年。ChinaAid当年报道,教会聚会场所被有关部门封闭后,信徒曾在门外继续举行礼拜。历史照片显示,信徒聚集在被关闭的聚会地点外唱诗、祷告。
同年7月,维权组织和海外媒体还报道白云区广福家庭教会聚会遭公安人员冲击,多名信徒被带走。相关事件发生在中国多地家庭教会持续面对场所查封、房东压力和聚会干预的时期。
这些早期事件显示,场所一直是地方部门干预家庭教会的重要抓手。对未进入官方宗教组织体系的教会而言,聚会地点可能同时面对宗教登记、房屋使用、消防等不同监管要求;一个场所被迫中断后,教会迁往私人空间,新的地点仍可能再次进入监管范围。
2019年:要求挂国旗,“宗教中国化”进入具体场所
2019年12月,自由亚洲电台根据教会提供的信息报道,广福教会受到当地政府持续压力。教会负责人马超俊当时表示,地方人员要求教会在聚会场所悬挂中国国旗,并要求信徒学习政府宗教政策和所谓“宗教中国化”内容。
这些要求有明确的中央政策背景。习近平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要求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2018年中共中央《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把国家宗教事务局并入中央统战部,由中央统战部统一管理宗教工作,并明确提出加强党对宗教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2023年施行的《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办法》进一步把“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等要求写入宗教活动场所管理规范。由此,宗教活动场所的国家管理并不只涉及消防、建筑、财务等一般行政事项,也包含明确的政治要求。
对于拒绝加入官方宗教组织体系的家庭教会,这形成了持续的制度张力:登记意味着进入党政宗教治理体系;不登记,则聚会场所、传教、宗教材料和网络传播等活动可能持续面对现行宗教管理制度的限制。
2026年:管控触及日常传教材料
这次被没收的纸扇值得关注,因为它不是教堂建筑或大型宗教活动,而是信徒日常传播信仰所使用的物品。中国现行宗教管理制度对宗教活动、宗教出版物以及互联网宗教信息分别设置管理要求;但现有公开材料没有披露纸扇二维码实际链接的内容,因此不能据此断定互联网宗教信息规定就是警方本次采取行动的直接依据。
同样,中央宗教治理制度能够说明广福教会长期所处的政策环境,却不能自动证明9月27日具体扣押行为依据了哪一条规定。判断此次执法是否合法、由谁决定以及责任落在哪一级机关,仍需以现场执法文书、扣押清单和相关部门说明为依据。
从2015到2026:手段变化,行政干预持续
把时间线拉长,广福教会面对的并不是同一种执法措施机械重复十余年,而是不同形式的行政干预。2015年的核心是聚会场所被封和人员被带走;2019年的压力包括悬挂国旗、接受宗教政策和“中国化”教育;2026年则出现警方没收福音传播材料并要求教会离开聚会空间。
这些事件发生在同一个制度背景下:中共把宗教事务纳入统战和行政管理体系,并把党的领导、“宗教中国化”等政治要求写入宗教治理政策和场所管理规范。中国政府则公开主张依法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同时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广福教会十余年的经历,呈现出的核心问题正是这种国家宗教治理进入一个拒绝加入官方体系的家庭教会后,如何具体作用于其场所、人员和传播活动。
9月27日事件留下的关键问题因此十分具体:哪一个机关决定采取行动,警方依据什么法律文件扣押福音材料,又是谁作出要求教会离开现有聚会场所的决定?在这些执法文件和责任主体被公开之前,可以确认的是警方进入、材料被没收以及教会被要求离开;不能仅凭制度背景替代对具体执法依据的查证。也正因为如此,把执行机关、法律文件和决定链条查清,才是判断这次行动责任归属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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