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监狱到社会再到海外：香港国安体系正在制造一种“无限期政治惩罚”

香港的政治惩罚正在发生一个值得警惕的变化：法院判处的刑期可以结束，但由国家安全体系赋予一个人的政治身份，却可能没有明确终点。

澳大利亚SBS在8月23日发布的调查提供了一个观察窗口。香港青年陈志森21岁时因参与一个学生组织而被捕。该组织曾向2019年抗争后入狱人士寄送糖果、洗漱用品等物资，港方指控有关活动被用于在囚人士之间建立支持网络并煽动反政府情绪。陈志森2021年9月被捕，随后因颠覆相关罪名被定罪，服刑近两年。SBS报道确认，他获释两年后仍因刑事纪录无法按照原计划从事教师或护士职业。

如果只把这件事理解为一个前囚犯就业困难，就会错过真正重要的政治结构。

《聚焦[[graph:/region/china|中国]]》观察：刑罚正在从“有期限监禁”变成“无期限身份惩罚”

传统刑事司法至少在原则上存在一条边界：法院确定犯罪、判处刑罚，服刑结束后，个人重新进入社会。

香港国安案件所显现的问题却不同。当政治性质的刑事纪录进一步关闭教师、护理等职业通道时，实际惩罚并没有随着监狱大门打开而终止。一个人在法律上已经完成刑期，但国家通过职业准入、政治记录和社会标签，继续影响他的生活机会。

这意味着，国安制度产生的已经不仅是司法处罚，而是一种政治身份的长期固化。

陈志森对SBS形容，离开监狱后仿佛进入一个“更大的牢笼”。这句话之所以重要，并不在于它具有情绪感染力，而在于它准确指出了香港国安治理的一种制度变化：真正发挥震慑作用的，未必只是几年监禁，而是让整个社会知道，一旦被国家定义为“危害国家安全”的政治参与者，其教育、职业和未来都可能持续受到影响。

这正是威权政治中比单纯抓捕更有效的一种治理方式。

政府不需要逮捕每一个反对者，只需要让足够多的人看到反对政治权力的长期代价。

国安法改变的不只是哪些行为违法，而是谁有权界定“敌人”

北京和香港政府一直强调，香港国安法旨在恢复2019年政治动荡后的社会秩序，守法人士无需担忧。亲北京政治人物叶刘淑仪在接受SBS采访时也再次强调国安法带来了秩序和稳定。

但《聚焦中国》认为，衡量一项国家安全法律不能只看街头是否安静，更要看政府获得了什么新的权力，以及这种权力受到什么制约。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的关键变化，是“国家安全”成为重新定义政治活动的上位框架。

组织非官方初选，可以被作为颠覆案件处理；海外建立政治组织，可以被香港警方追捕；向在囚政治人士提供支持，也可能进入国安案件的调查和定罪体系。

因此问题已经不是简单的“香港有没有国家安全法”。绝大多数国家都有国家安全法律。

真正的问题是：当执政权力本身成为国家安全的解释者时，反对政府政策、挑战政治制度和危害国家之间的界线由谁划定？

在缺乏真正政治竞争和有效权力制衡的情况下，“国家安全”很容易从保护社会的法律工具，转化为保护现有权力结构的政治工具。

从陈志森到[[graph:/person/liu-jia-wen|刘珈汶]]：同一套权力逻辑正在跨越香港边界

陈志森的经历说明国安惩罚可以越过监狱边界，而另一名受访者刘珈汶的案例则说明，它还可以越过香港的地理边界。

刘珈汶曾任香港区议员，目前居住英国。香港警方在2024年12月宣布将她列为国安案件通缉对象。香港政府公开文件确认，警方当时对包括刘珈汶在内的六名海外人士取得拘捕令，指控涉及煽动分裂、颠覆以及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等国家安全罪名。

SBS报道显示，刘珈汶称自己在伦敦曾遭尾随，需要经常改变路线，并遭遇电子邮箱入侵尝试；其仍在香港的亲属也曾被国安人员问话。尾随和黑客行为目前没有公开司法证据确认责任主体，因此不能直接认定由香港或中国政府实施。但香港警方通缉她，以及香港境内亲属受到国安部门接触，则构成另一项更重要的事实背景。

香港警方对域外追捕的立场并不含糊。

2025年7月，香港警方再次通缉19名身处海外、涉及所谓“香港议会”的人士，并明确援引香港国安法第38条，宣称即使行为发生在香港以外，而且行为人不是香港永久居民，只要有关行为被认定针对香港特区，国安法仍然可以适用。(香港政府资讯)

这不是外界对香港法律的推测，而是香港政府自己公开宣布的执法原则。

《聚焦中国》判断：真正危险的是“管辖权”与“恐惧范围”被同时扩大

香港警方当然无法在英国街头自行执行拘捕令。

但这并不代表这些通缉令没有现实作用。

它们至少可以产生四层效果。

第一，限制当事人的国际旅行。只要进入可能与北京合作执法或遣返的司法辖区，当事人就必须评估被拘押风险。

第二，使与当事人保持联系的人产生法律风险顾虑。香港警方过去已公开警告，不得向国安通缉人士提供资金或其他协助。

第三，把压力传导给仍在香港或中国大陆生活的家属。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让海外政治活动人士即使身处民主国家，也必须不断考虑北京可能采取的下一项措施。

这正是跨国镇压最有效的一面。

它并不一定需要中国警察真正跨境抓人。只要目标人物改变讲话方式、减少政治活动、切断与家人的联系或限制自己的旅行路线，政治压制事实上已经跨越国境。

香港国安体系的责任链必须继续向上追

如果仅仅把这些事件写成“香港警方打压异议人士”，分析仍然是不完整的。

香港国安体系并不是一个普通地方警务部门自行发展的制度。

2020年香港国安法由北京直接制定并在香港实施，此后香港警队成立国家安全处；中央驻港国家安全公署也进入香港国家安全治理架构。香港警方自己的公开资料显示，警队管理层把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明确纳入警务工作的优先目标，并要求警务工作与国家整体政策方向衔接。

因此，追究责任不能只停留在某一名办案警员或某一宗法院案件。

需要继续追问的是：谁制定政治安全标准？谁决定哪些海外政治组织构成“颠覆”？谁批准针对境外人士的执法措施？香港保安系统、国安警察、律政部门、行政长官国安委员会以及北京中央国安体系之间，究竟如何分配决策与执行责任？

这是《聚焦中国》今后需要持续建立的责任档案。

因为如果不追到权力链条，报道最终仍然只是受害者故事；只有把受害者遭遇与决定这些遭遇的机构、法律、官员和命令体系连接起来，新闻才能变成追责。

“稳定”究竟意味着什么

香港政府反复把国安法实施后的局面称为“由乱到治”。

从国家权力角度看，这个判断并非毫无根据。大规模街头抗议消失，主要民主派组织瓦解，多家独立媒体关闭，大量活动人士入狱或离港，政治反对力量的公开活动空间大幅缩小。

但这也恰恰暴露了“稳定”这个词的另一面。

如果一个社会的稳定需要以反对派退出议会、媒体关闭、政治人士入狱、海外异议者被悬赏通缉以及普通参与者终身承担政治记录为代价，那么这种稳定首先是一种权力获得稳定，而未必意味着公民权利获得保障。

陈志森的经历因此不应该被写成一个年轻人的人生故事。

它更像一个制度样本。

监狱把一个政治参与者隔离两年；刑事纪录继续影响他的职业；国安体系又通过域外通缉把同样的政治逻辑延伸至已经离开香港的人。

从监狱到就业，从香港到伦敦，表面上是不同事件，背后却出现同一套机制：中共主导的国家安全体系正在不断扩大政治忠诚可以被审查和惩罚的空间。

这才是这则新闻真正值得报道的地方。

对香港国安制度的检验，不应该只是问它是否让街头恢复安静，而应该追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

一个政府究竟可以以“国家安全”为名，把对一个政治异议者的惩罚延伸多远、延续多久？

如果答案可以从法院延伸到职业、从本人延伸到亲属、再从香港延伸到海外，那么需要被审视的就已经不只是某一宗国安案件，而是整个权力体系正在形成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