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两个“九一八”：官方纪念九一八事变95周年，贵州隔离大巴27死四周年也不应被遗忘

2026年9月18日，沈阳再次举行“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新华社报道，九一八事变9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9时18分警世钟敲响14声，全城拉响防空警报。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场不容否认的侵略灾难，死难者理应被纪念，侵略历史也理应被长期记录。

但同一个9月18日，还有另一段距离今天更近的中国公共记忆。2022年9月18日凌晨，一辆执行疫情隔离转运任务的大巴在贵州黔南州三荔高速侧翻，车上47人中27人死亡、20人受伤。贵阳官方随后确认，车辆为“抗疫转运征用车辆”，其中45人为云岩区涉疫居民，目的地是黔南州荔波县隔离酒店。

这27个人为什么会在凌晨出现在一辆驶往外地隔离点的大巴上？答案不需要依赖任何外部推测。事故发生前一天，贵阳官方公开表示，因为本地隔离资源不足，已经向市外转运7396人，另有2900人正在转运，并专门制定“大规模异地转运工作方案”。同日，官方还在新闻发布中提出向“社会面清零目标发起总攻”，要求继续推进核酸检测、隔离转运和“阳性密接清零”等行动。

事故发生后，这句话在中国互联网广泛传播。《纽约时报》中文网随后以“我们也在那辆大巴上”为题记录公众的愤怒与绝望，BBC中文也把这起事故与“清零国策”造成的次生灾害争议联系起来。那辆凌晨的大巴因此不再只是一次交通事故的符号，而成为很多人回望三年清零政策时最沉重的集体记忆之一。

事故时间线并不复杂：

这起事故首先是一场交通事故，但不能脱离当时的大规模异地隔离政策来理解。如果没有把大量所谓风险人员连夜运往数百公里外的隔离点，就不会形成这种特殊的深夜长途转运需求。贵州省委、省政府在事故后也明确要求“检视涉疫人员隔离转运和交通安全隐患”，说明隔离转运机制本身就是官方事故复盘的一部分。

贵阳市副市长林刚随后代表市委、市政府公开道歉，并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追究责任。地方层面的问责此后展开，但这起事故同时暴露出一个更大的治理问题：当“动态清零”被提升为全国必须执行的政治任务时，地方政府面对的首先是完成清零、转运、隔离等目标，公共卫生措施也因此容易从专业判断转化成行政指标。

2022年5月5日，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保存的官方大事记显示，会议要求“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并提出“坚决同一切歪曲、怀疑、否定我国防疫方针政策的言行作斗争”。这不是地方层面的临时政策，而是由最高决策层反复确认的全国性政治路线。

当一项公共卫生政策被赋予高度政治正确性，地方执行者就很难公开讨论它的成本、比例和边界。贵州大巴事故所暴露的，正是这种政策环境下的风险：隔离资源不足，于是向外转运；转运规模庞大，于是深夜也在运行；政策目标强调“快”“清零”和“闭环”，普通人对何时出发、被送往哪里以及是否愿意接受长途转运，几乎没有实际选择空间。

2022年9月17日的贵阳发布会上，官方已经收到市民关于“长途运输、隔离点条件”等问题的反映。当地回应称，因为需要隔离的人数太多，本地酒店难以全部接收，需要送往其他市州，并强调转运方案将确保“精准、有序、高效、安全”。不到一天后，27个人死在一次这样的异地转运途中。这一时间上的紧密衔接，使事故无法只被压缩成一句“交通安全教训”。

清零年代留下的次生伤害也远不止贵州大巴。封城、健康码、集中隔离、大规模核酸、跨地区转运和基层层层加码，曾深入普通人的就医、工作、出行和家庭生活。政策在2022年底迅速转向之后，许多措施几乎在短时间内消失，但由这些措施造成的死亡、家庭创伤和社会记忆并不会因此自动消失。

历史记忆不应只有一个方向。纪念九一八事变，是为了让侵略、战争和国家暴力造成的灾难被记住；同样，一个社会也应当有空间记录由本国公共政策造成或放大的伤害。只有外国侵略可以被反复纪念，而本国治理失误造成的死亡逐渐退出公共讨论，这样的记忆是不完整的。

2026年的九一八纪念仪式上，官方再次强调“铭记历史”。那么，2022年贵州那辆大巴上的27条生命，同样应该被铭记。他们不是统计数字，也不只是一次事故通报里的“遇难人员”，而是在一项全国性清零政策的具体执行过程中，被深夜转运、最终没有抵达隔离点的普通人。

四年后的今天，重新谈论贵州大巴事故，不是为了否定对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纪念，而是为了坚持同一个原则：任何造成普通人巨大伤害的历史，都不应因为责任主体不同而被选择性记忆。

1931年的九一八不能忘。

2022年的九一八，也不能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