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公民为中共国安系统招募情报对象获刑：北京海外渗透为何偏爱“低可见度代理人”

美国司法部9月1日宣布，51岁的美国公民托马斯·威尔·鲍肯二世（Thomas Weir Pauken II）因在美国境内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被联邦法院判处两年监禁，并在刑满后接受36个月监督释放、不得出境。路德社9月2日跟进报道此案。鲍肯此前已经认罪，因此这并非停留在情报部门怀疑阶段的案件，而是已经进入认罪和量刑程序的联邦刑事案件。

根据美国司法部和法院材料，至少从2019年至2026年2月，鲍肯一直在其明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作的人员指挥和控制下行动。司法部称，一名代号“Cathy”的人员向他布置任务，包括接触潜在情报对象、向这些对象提供电脑和手机、传达需要获取的信息，并将报告反馈给中国方面。鲍肯因相关工作获得至少10万美元，部分往返中美的旅行费用亦由对方承担。

这起案件最值得《聚焦中国》关注的，不只是一个美国人因替北京工作而入狱，而是它再次展示了中共情报系统如何利用“看起来不像间谍的人”。现代情报网络并不一定依赖传统意义上的职业特工。拥有美国护照、商业经历、媒体身份、学术关系或政治圈人脉的人，恰恰可能因为行动自然、接触面广而具备更高价值。

从“认识人”开始，而不是从“偷文件”开始

司法部材料显示，鲍肯的任务之一是寻找能够接触敏感信息的人，并帮助中国国家安全部发展新的招募对象。这种模式说明，情报工作可以从极为普通的社会交往开始：先建立联系，再判断对方的资源、立场与弱点，随后逐渐把交流变成有方向的信息收集。

对中共情报体系而言，这种“低可见度代理人”的优势十分明显。职业外交官和公开身份的政府人员更容易受到反情报机构监控，而普通公民、顾问、商人或评论人士则可以在较少引起警觉的情况下进入政治、科技和社会网络。真正危险的不是某一次信息交换，而是这种关系链能够持续多年，并不断寻找下一个可利用对象。

美国司法部还称，鲍肯为另外两名在中国结识、代号“Richard”和“William”的人员撰写报告，并向来自武汉的一群人员出售有关技术和美国司法部的信息；后者甚至希望寻找专家协助开展网络间谍活动。这里呈现出的不是一个单点接触，而是多个需求方、多个中间人与不同情报目标之间的网络化结构。

不能把国家安全问题变成族群怀疑

对这类案件的批判必须保持清晰边界。鲍肯案能够被严肃讨论，是因为存在认罪、量刑、联邦检方陈述和具体法院案件编号，而不是因为他与中国有接触。大量中国留学生、企业人士、研究人员和海外华人从事的跨境交流完全合法，也不应因为中共真实存在情报活动就被集体污名化。

《聚焦中国》认为，民主社会应当把追责对象精准地指向接受外国政府指挥、隐瞒代理关系、执行招募或情报任务的具体个人和机构，而不是制造种族化恐慌。只有这样，国家安全执法才能既保持强度，又不让中共反过来利用“歧视”叙事模糊真正的情报行为。

中共真正依赖的是开放社会的便利

鲍肯能够发挥作用，恰恰因为美国社会允许自由旅行、自由交往、公开政治活动和大量信息流通。开放制度创造了活力，也提供了被威权国家利用的空间。北京并不需要复制一个封闭体系到海外，它只需要利用民主社会本身的开放性，再通过金钱、关系、身份和长期培养，把少数人变成可服务于国家安全目标的节点。

这对西方的警示不是“关闭社会”，而是提高识别能力。政府、大学、研究机构、媒体和敏感技术企业都需要更清楚地区分正常中国交流与受外国政府控制的隐蔽活动，并建立可报告、可调查、可司法审查的制度。

鲍肯案的意义，在于它把一个抽象的“中共渗透”概念变成了具有姓名、时间线、报酬、任务和司法结果的具体案件。对于北京而言，海外情报网络真正有效的地方，正是让代理人尽可能普通；而对于民主国家而言，最有效的回应也不应是政治口号，而是证据、反情报调查与公开司法程序。

这一案件暴露出的三种典型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