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余警力围住20周年庆典，北京佳全教会8人为何被当成“诈骗”嫌疑人

9月4日下午5时50分，北京佳全教会约50名信徒正在一家酒店会议室布置第二天的20周年庆典。按照牧师妻子崔进荣后来公布的书面叙述，现场突然被100多名警察和便衣人员包围，参加者被逐一登记身份证号、住址和电话。多数人随后获准离开，7名同工被当场带走；同一时间，主任牧师周子逊（本名崔献峰）也被国保人员叫到派出所。几天后，两名原先被带走者获释，另外两名教会同工又被抓捕。到9月底，周子逊与7名同工共8人仍被以涉嫌“诈骗”刑事拘留。

这不是一次围绕暴力、财产侵占或陌生人受骗展开的普通刑事案件。中国援助协会9月29日披露，家属认为警方关注的核心与佳全教会作为未登记家庭教会接受信徒奉献有关；截至目前，公开资料仍没有出现能够说明所谓“诈骗”具体受害人、金额、交易方式和欺骗行为的完整官方案情。自由亚洲电台10月1日进一步报道，家属还担忧被拘者健康状况，其中有慢性病同工被带走时没有随身药物。

佳全教会2006年在北京建立。崔进荣在公开信中说，过去20年间，教会聚会场所曾多次遭到封锁，她本人申请与丈夫和家人团聚的签证也连续多年被拒。对这样一个长期被纳入宗教管控体系的家庭教会而言，此次案件最具争议之处，不在于警方使用了“诈骗”这一刑事罪名，而在于宗教奉献是否正在被重新解释为可以追究刑责的经济行为。

如果奉献关系被刑事化，家庭教会面对的就不再只是场地查封、行政处罚或聚会驱散。刑事拘留意味着侦查机关可以限制人身自由，搜查电子设备和财务资料，并围绕资金流、人员关系和组织结构扩大调查。对一个没有在官方宗教体系登记的教会来说，原本属于内部信仰生活的奉献、牧养和组织关系，都可能被纳入刑事侦查语言。

中国政府长期要求宗教团体在国家认可的组织和管理体系中活动，并把未经登记的家庭教会视为需要治理的对象。佳全教会案显示，这套治理正在出现更强的刑事司法色彩：当行政体系无法让一个教会进入官方控制框架时，警方可以借助诈骗等普通刑事罪名，把宗教活动中的财务往来转化为侦查对象。对批评者而言，这种做法削弱了宗教自由与刑法之间本应存在的边界，也使“违法宗教活动”更容易被重新包装成普通刑事犯罪。

这次行动的规模同样值得追问。按照家属公开信的说法，现场约50名信徒，却有超过100名警察和便衣参与。若案件本质只是调查一宗普通诈骗案，如此规模的警力部署、对参加者集中登记个人资料，以及对教会负责人和同工的同步控制，都显示执法目标不只是查明一笔具体财务事实，而是同时掌握一个家庭教会的成员网络和组织结构。

健康风险则让羁押问题更加现实。崔进荣在代祷信中特别提到，有同工患有慢性疾病，却在被带走时没有携带药物。自由亚洲电台指出，公开信并未说明具体疾病，也没有披露家属是否已成功送药，或律师是否已经能够通过会见了解健康情况。正因为信息缺失，家属才难以判断羁押环境是否正在对被拘人员造成额外伤害。

律师权利同样是案件下一阶段的关键。刑事拘留并不等同于定罪，被拘者依法仍应享有辩护和程序权利。但在涉及国家安全、宗教和所谓“敏感组织”的案件中，律师会见、阅卷和家属获知案情往往是最容易被限制的环节。佳全教会案目前没有公开完整拘留通知、涉案金额和所谓受害者情况，这使外界几乎无法检验“诈骗”指控究竟建立在何种事实基础上。

这起案件因此暴露出一种更深的权力逻辑：当宗教团体不愿接受官方组织体系的完全控制时，执法机关可以把政治和宗教治理目标嵌入普通刑事程序，使案件表面上不再是“打压宗教”，而是“依法打击诈骗”。这种转换让权力获得更强的合法化外观，也使社会更难仅凭罪名判断案件的真实背景。

截至10月2日，周子逊及7名同工仍未有公开获释消息。真正需要北京警方回答的问题很具体：所谓诈骗的受害人是谁，教会奉献如何构成欺骗，涉案金额是多少，8名被拘人员分别实施了什么行为；与此同时，慢性病被拘者是否获得必要医疗和药物，律师能否依法会见，家属能否及时得到正式法律文书。若这些最基本的事实长期不公开，那么“诈骗”二字更像一道掩盖权力运作的法律标签，而不是一个已经得到证据支撑的刑事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