暨南大学50个网络爬虫追踪海外华人：中共统战部如何用AI筛选政治影响对象

50个网络爬虫、10个重点国家、一套能够分析个人政治态度和社会关系的人工智能数据系统。 荷兰调查媒体《Follow the Money》11月11日披露的一批内部文件，揭开了中共中央统战部利用中国高校收集海外人员信息、识别关键人物并制定政治影响策略的运作方式。

这套名为“海外侨情大数据平台”的系统，由直属中央统战部的暨南大学数据中心建设。约50份形成于2022年的内部文件及一段宣传视频显示，平台不仅收集海外华人社群的信息，还把外国学者、企业高管、社交媒体影响力人物及台湾半导体产业人才纳入分析范围。

更加值得关注的是，系统记录的并非只有姓名、学历和职业，还包括个人对中国的态度、社会关系以及此前接触行动的效果。 收集来的资料被整理成人物画像和关系网络，用于寻找值得接触、争取或施加影响的对象。

这些材料由网络安全研究人员Marc Hofer创办的NetAskari取得，随后提供给荷兰《Follow the Money》和英国天空新闻等媒体。它们使长期隐藏在文化交流、侨务研究和海外联谊活动背后的数字化统战机制，首次以较为具体的技术文件形式进入公众视野。

一所中央统战部直属大学，为何建立海外人员数据库

位于广州的暨南大学长期以“华侨最高学府”自居。学校官方网站明确写明，暨南大学直属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由中央统战部、教育部及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建设。

这一行政隶属关系，使此次泄露文件中的委托单位与技术执行机构之间形成了清晰的组织联系。

按照内部文件，中央统战部委托暨南大学建设“海外侨情大数据平台”，目的在于为有关政府部门、党的组织及统一战线工作提供信息支持。

暨南大学承担的任务，包括收集海外华人社会动态、分析公众对中国的态度、绘制重点人物关系网络，以及评估对外宣传和联络活动的实际效果。

传统侨务工作主要依赖使领馆、侨联、海外社团和个人联系。数字化平台则把原本分散在互联网、学校、企业及社交媒体中的信息汇入同一分析系统。

这意味着，对某个人的关注不必始于正式接触。在本人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其公开言论、职业背景、人际联系和政治倾向就可能已经成为统战部门内部研究的对象。

50个网络爬虫：公开信息被加工成政治档案

《Follow the Money》披露，平台设计使用人工智能和50个网络爬虫，在10个重点国家搜集信息。

数据来源包括微博，以及Facebook、YouTube、Instagram等国际社交平台，还涉及学校、企业、智库、社会组织和新闻网站。

据网络安全媒体《Dark Reading》进一步披露，部分采集程序通过境外设备和轮换代理网络运行。技术文件专门要求避免被目标社交平台追踪和发现。

系统获得信息后，先进行语言翻译、关键词提取和数据整理，再与已有的重点人物资料交叉比对，建立个人画像及社会关系网络。

内部文件描述的分析项目包括：

平台还配备监测面板，供使用者观察重要人物的兴趣变化和国际舆论趋势，并根据分析结果筛选潜在接触对象。

这里最有新闻价值的变化，是普通互联网信息经过系统化处理之后，能够转化为服务特定政治目的的决策资料。

一个人发表的文章、参与的学术活动、公开的工作经历，单独来看可能只是普通信息。一旦与政治态度、社会关系及既往接触记录结合，就可能成为判断其是否值得争取、如何进行接触的依据。

台湾芯片产业：从人才识别到关系渗透

泄露材料中，一份关于芯片领域华人人才的研究报告尤其引人关注。

据《Follow the Money》和《Dark Reading》披露，报告对台湾人工智能芯片企业Skymizer的技术主管及其关系网络进行分析，同时涉及台湾高校的优秀学生，以及微软人工智能研究机构的相关负责人。

Skymizer从事人工智能芯片编译器及相关软件技术开发。其研究领域与高性能计算、AI芯片设计和软件优化密切相关。

文件并非仅仅记录这些人员的身份，还进一步提出建立联系的办法。

其中一项建议，是通过同乡组织、校友会、专业协会等非官方渠道发展关系，借助既有社会网络接近目标人物。

这种工作方式揭示了数据平台与传统统战网络之间的分工：前者负责识别目标、分析关系和形成建议，后者可以利用社会交往渠道开展实际联络。

在先进半导体技术受到出口限制、台湾科技人才具有国际战略价值的背景下，这种针对特定产业人员的组织化信息收集，已经涉及科技安全与跨境政治影响问题。

公开披露的文件显示了人物识别和接触策略的制定过程，但没有提供这些具体人员实际参与合作或向中共方面转移商业秘密的记录。

调查的关键，在于一套由党务机关委托建设的数据系统，已经把台湾重要科技人员列入了有明确接触建议的研究对象。

从荷兰网红到华人参政：影响力人物如何进入名单

平台的目标并不限于华人。

《Follow the Money》披露，一份25页的社交媒体影响力人物分析文件，将荷兰知名美妆博主Nikkie de Jager列入研究范围。

她以NikkieTutorials为名经营社交媒体账号，在国际美容与时尚领域拥有庞大受众。

报告分析了她的网络影响力、受众规模及个人形象，并将其作为可能服务于中国对外传播目标的影响力人物加以研究。

她的经纪人Wes van Os回应荷兰媒体时表示，据其所知，Nikkie没有接到中央统战部或相关机构提出的这类合作请求；即使接到，也不会接受。

这份文件还涉及德国健身博主Pamela Reif、西班牙前足球运动员Sergio Ramos，以及多个亚洲国家的网络影响力人物。

对中共宣传系统而言，拥有大量真实受众的外国创作者，与直接使用中国官方媒体发布宣传内容相比，具有不同的传播特征。粉丝对创作者建立的信任，可以成为政治信息进入普通社会舆论场的潜在渠道。

荷兰还直接出现在暨南大学另一批研究目录中。

泄露文件列出了数据中心编制的393份研究报告。其中第353号报告题为《新形势下华人参与荷兰政治的挑战及政策建议》。

这一标题显示，荷兰华人参与当地政治的情况，已经成为该数据中心的专门研究课题。完整报告正文没有随此次泄露材料公开，因此具体研究对象与政策建议尚未披露。

荷兰华人依法参与选举、加入政党、发表政治观点，是荷兰民主制度保护的正常公民活动。将这类活动纳入外国执政党的政治影响研究体系，涉及华人政治自主权以及外国政治力量干预当地公共事务的边界。

2024年，《Follow the Money》曾与荷兰RTL新闻共同调查当地政党NL Plan的资金和组织联系，披露该党获得来自华人社区超过4.1万欧元的捐款，部分捐助机构与中共统战系统存在关联。

此次出现的第353号研究报告，使海外华人政治参与这一议题又增加了一层数据收集与政治策略分析的背景。

两万所华文学校、两千家海外媒体：统战工作开始接受数据化评估

泄露材料还显示，这套系统不仅寻找个人影响对象，也试图衡量现有统战和宣传网络的运作效果。

有关文件列出了针对全球约两万所海外华文学校的分析任务，涉及学校分布、学生规模、教师队伍及教材等内容。

另一项任务则要求收集和分析两千多家海外华文媒体的传播内容，以评估这些媒体在当地社会形成的影响。

评估指标包括新闻内容被当地媒体引用的情况、受到地方政府关注的程度，以及某些报道能否在当地舆论场产生反响。

文件还提及，暨南大学与统战系统合作建立了一个包括173名海内外华人学者的智库网络。部分研究报告被分配给中共高层有关人员参考。

这些记录呈现了一套已经超出一般文化交流统计的工作机制。

华文学校可以被视为语言和文化传播渠道，海外媒体被纳入宣传效果评估，学者和企业家则可能成为社会影响网络中的关键节点。

当这些不同领域的资料被整合进同一平台，统战部门就能够更加系统地了解资源分布、研究接触对象，并评价有关活动的效果。

海外华人的个人信息，谁有权收集和使用

这次调查也把一个现实问题带到欧洲社会面前：海外华人的网络信息能否被外国政治机构大规模收集，并用于判断其政治态度和社会关系？

荷兰个人数据保护局（Autoriteit Persoonsgegevens）长期强调，即使个人信息已经公开发布在互联网上，对其进行自动抓取、建立政治画像和定向使用，仍然受到个人数据保护规则约束。

根据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涉及政治观点的个人信息属于受到特别保护的敏感数据类别。相关处理活动必须具有适用的法律依据，并符合相应的数据保护条件。

对于暨南大学平台，具体法律责任还涉及数据处理地点、处理主体、是否监测欧盟境内人员行为，以及相关处理活动是否落入欧盟法律适用范围。

但从新闻监督的角度，问题已经十分具体：海外居民是否知道自己的政治态度被记录？这些数据是否会被提供给中国党务机关？个人是否有机会了解、纠正或拒绝相关处理？

对于来自中国的异议人士、人权活动人士及其家属，这些问题还与跨境骚扰和政治安全直接相关。若公开身份、组织关系和政治观点被汇入高度集中的人物数据库，就可能降低有关机构识别社会联系网络的成本。

华人社群的文化联系与合法社会活动，不应因此被当作可供外国执政党任意利用的政治资源。

从中央统战部到高校数据中心：一条清晰的机构责任链

此次泄露材料的新闻价值，最终落在制度和责任关系上。

暨南大学并非一家与中共统战系统偶有合作的普通技术公司，而是中央统战部直属高校。学校公开的行政隶属关系，与内部文件披露的委托安排相互对应。

文件描述的平台则完成了从互联网采集、个人画像、关系分析到政策报告输出的一系列环节。

这构成了可以进一步追踪的机构责任链：中央统战部提出工作需求，暨南大学相关数据机构承担技术研究和建设，研究成果进入党务及有关部门的决策体系。

从这一层面看，真正值得关注的并非人工智能本身，而是国家权力如何使用人工智能，把境外社会中原本分散的信息转化为有组织的政治影响资源。

2022年的内部文件已经呈现出这套机制的基本设计。四年之后，其技术架构、数据覆盖范围及实际运作规模还需要持续追踪，但有关资料足以说明，海外统战工作早已不再局限于传统侨团和面对面联络。

在这套体系中，数据收集的对象可能是科学家、企业管理人员、华文教师，也可能是参与当地选举的普通华人或拥有大量粉丝的外国网络创作者。

他们的共同点，是被系统判断具有某种社会联系或舆论影响价值。

从暨南大学的服务器到海外社团、校园和网络平台，中共统战体系正在借助数据技术延伸其识别与影响境外社会的能力。对这一机制的监督，应当继续追踪项目经费、数据来源、报告接收单位以及具体接触行动，而不能只停留在对“海外侨情大数据平台”这一名称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