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10月14日国会答辩中谈及一种长期被日本政治小心回避的情况:国家面临重大危机时,是否可以允许携带核武器的美国军舰进入日本。她没有宣布改变日本“无核三原则”,却说这一例外问题存在讨论空间。两天后,北京外交部公开警告日本,不应谈论再军事化与拥核,仿佛日本自己的防务政策只有获得中国许可才可以进入国会辩论。
日本战后的“无核三原则”,是不拥有、不制造、不允许核武器进入国土。这个政治承诺承载着广岛和长崎的历史重量,高市提出的也不是明天在日本部署核弹头,而是在战时紧急状态下重新讨论美军舰艇停靠与核威慑的边界。把讨论直接等同于日本主动拥核,恰好抹去了其中关键的政策区别。
亚洲安全环境已经变了。北京在台湾海峡与西太平洋扩大军事活动,朝鲜继续发展核导能力,俄罗斯的战争也让威慑概念重新进入各国国防预算。日本可以赞成或反对高市的建议,反对者也完全有理由警惕核武器带来的事故、升级和民主监督风险。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北京并不是日本选民,却试图替日本规定哪些安全问题连谈都不能谈。
这种外部干预尤其充满矛盾。中国自己的核力量扩张并没有停留在外交口头宣示中,却要求受其周边军事活动影响的国家维持旧有军事边界。安全政策本来应当由本国民主程序、同盟协商与地区风险共同决定;一旦被某个拥有庞大军力的邻国宣布“没有探讨余地”,问题就从核军控延伸到了国家自主权。
日本国内公众最终可能拒绝核武器进入,甚至坚持旧原则一字不动。但那应该是东京政治体系与社会讨论的结果,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所下的命令。对台湾及其他受北京安全政策影响的社会来说,这场争论揭示的现实很清楚:核威慑的讨论尚未落地,决定谁能讨论安全的权力争夺已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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