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佳全教会创办人、主任牧师周子逊(本名崔献峰)因涉嫌诈骗罪遭正式批捕,七名同案教会同工获准取保候审。警方调查集中于信徒自愿缴纳的宗教奉献款。11月9日,美联社再次披露这起案件,使习近平执政时期以刑事手段加强控制独立家庭教会的问题受到关注。
这起案件始于9月4日。当天傍晚5时50分,北京佳全教会约50名信徒正在一家酒店会议室布置成立20周年庆典会场,突然遭到100多名警察、便衣及辅警包围。警方登记在场信徒的身份、住址和电话号码,将七名同工带走。

当时正在外出探访信徒的周子逊,同一时间被国保人员叫到派出所,随后遭到拘押。此后,部分同工获释,另有人员被捕。直到10月23日晚,七名同工获准取保候审,周子逊则被批准逮捕,继续关押在北京市石景山区看守所。
信徒奉献款成为刑事调查重点
周子逊的妻子、韩国籍基督徒崔进荣10月29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披露,警方重点调查教会的财务状况,反复询问信徒奉献金额、是否了解资金用途,以及教会如何使用奉献款。
根据崔进荣转述,多名信徒向警方表示,他们的奉献完全出于自愿,知道资金主要用于教会场地、礼拜活动及信徒聚餐等日常开支。
在基督教信仰传统中,信徒奉献属于宗教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愿奉献与刑事诈骗之间存在明确的法律界限。宗教团体未获得官方登记,并不意味着其接受的所有捐款自动构成诈骗。是否存在欺骗行为、非法占有目的和实际财产损失,才是刑事法律需要审查的具体事实。
佳全教会案件的争议,正集中在这一界限上:警方将信徒奉献款纳入诈骗调查,而多名信徒强调捐献系自愿行为。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希秋认为,以诈骗罪追究家庭教会牧师,是将正常宗教奉献刑事化的做法。

佳全教会成立于2006年,由周子逊夫妇从北京一处租住房屋开始聚会,后来发展为拥有多个聚会点的独立家庭教会。
周子逊曾在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就读,后赴美国接受神学教育,2005年被按立为牧师。同年,他与妻子返回中国,开始建立教会。20年来,佳全教会始终保持独立运作,没有加入中国官方控制的基督教管理体系。
这种独立性逐渐成为教会与当局冲突的焦点。
2019年,北京有关部门封锁佳全教会聚会场所,迫使信徒分散举行宗教活动。2023年,地方官员又在一次主日课程期间警告周子逊夫妇,要求他们将教会规模限制在100人以下。
崔进荣因持有韩国国籍,自2023年以来连续遭拒签,无法返回中国与家人团聚。丈夫遭拘押后,夫妻无法见面或直接通话,只能通过律师了解情况。
二十年家庭教会,多次遭遇行政干预
佳全教会遭调查并非孤立事件。
习近平执政以来,中共持续强化对宗教组织、人员、场所及活动的政治管理,要求宗教团体接受党的领导,并推动宗教中国化。独立家庭教会坚持自主聚会、讲道和管理内部事务,与这一治理模式形成直接冲突。
2025年10月,中国多地公安机关集中抓捕北京锡安教会牧师和同工,约30名教会负责人遭拘押。此次佳全教会案件,再次显示国家安全与刑事执法力量正在进入独立基督教群体的内部事务。
习近平宗教管控下的刑事追诉
中国《宗教事务条例》承认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并规定宗教团体可以依照宗教习惯接受信徒自愿捐赠。另一方面,条例也建立了严格的宗教登记、活动场所及财务监管制度。
刑法第266条规定了诈骗罪的处罚范围。按照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2026年7月刊发的法律分析,诈骗罪的认定需要审查非法占有目的、欺骗行为及财产损失之间的关系,不能仅凭资金发生转移便认定构成犯罪。
北京石景山区警方未回应美联社的置评请求,中国外交部也未答复相关询问。周子逊的辩护团队正在准备无罪辩护。
从2019年封锁聚会场所、2023年限制教会规模,到2026年出动百余名警力并以涉嫌诈骗罪逮捕牧师,佳全教会遭遇的连续执法行动,呈现出习近平时代独立宗教团体受到持续收紧管控的过程。
当信徒的自愿奉献成为刑事调查对象,国家对宗教组织的行政管理便进一步延伸至信仰活动的经济基础。周子逊案不仅关系一名牧师的人身自由,更直接关系到中国独立家庭教会自主聚会、接受奉献和维持日常运作的空间。
关键日期|编辑补充
- 9月4日: 北京佳全教会20周年庆典筹备现场遭百余名警力包围;周子逊及多名同工被带走。
- 10月23日: 周子逊被以涉嫌诈骗罪批准逮捕,七名教会同工取保候审。
- 10月29日: 崔进荣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披露奉献款相关询问情况。
- 11月9日: 美联社报道牧师批捕及佳全教会长期受管控的背景。
信徒奉献争议|采访原话
“我们大部分的人说,我们是自愿奉献的,我们知道奉献款的使用是透明的,一般是场地、礼拜之后吃饭什么的,就这么使用。”——崔进荣向自由亚洲电台转述信徒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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