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安全争论进入国家安全叙事，陈一新警告“敌对势力”利用人工智能

全球人工智能安全争论正在中美之间迅速政治化。中国外交部9月14日公开反驳Anthropic首席执行官Dario Amodei要求继续限制先进AI芯片和设备对华出口的主张；与此同时，中国国家安全部部长陈一新发表文章，把先进AI可能被“敌对势力”用于网络攻击、情报搜集和意识形态安全，直接纳入国家安全框架。

两组表态出现在9月24日川习会前。美联社报道，AI治理预计将成为特朗普与习近平会谈议题之一，但中美对“安全”的定义明显不同：美国科技公司和安全机构强调前沿模型失控、网络攻击和技术扩散风险，北京则越来越把AI安全与技术封锁、情报活动以及政治制度安全联系起来。

Amodei此前发表长文，主张全球应放慢最前沿AI能力的发展速度，并继续限制最先进AI芯片和制造设备流向中国。他认为，如果中国在前沿AI上取得领先，可能带来地缘政治和安全风险，同时又承认全球安全规则最终需要中国参与。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回应称，以中国为对象的“恐吓、对抗和恶性竞争”只会破坏全球AI治理，并呼吁各方合作。中国官方媒体则把Amodei的建议解释为披着AI安全外衣的技术遏制。

这场争论暴露了一个难以回避的矛盾：美国一方面希望中国参与前沿AI安全机制，另一方面又限制中国获得最先进算力；北京一方面倡议全球AI合作，另一方面把外国先进模型与国家安全威胁放进同一套政治叙事。

中国国家安全部部长陈一新随后发表文章，称人工智能如果掌握在“敌对势力和别有用心的人”手中，可能直接威胁中国的“政治安全、制度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他还提到先进模型可被用于大规模发现漏洞、执行复杂网络攻击以及搜集敏感数据。

这种表述与普通网络安全监管不同。它意味着AI风险在中国国家安全体系中，不仅包括基础设施攻击、商业秘密和个人数据泄露，也包括对政治秩序和意识形态控制的挑战。

习近平任内，中国国家安全概念不断扩展到经济、科技、数据、教育、文化和舆论领域。AI被纳入这一体系后，监管政策很可能同时承担产业发展、内容管理、数据控制和政治安全等多重目标。

争议的另一面，是美国安全机构近期对中国AI开发者的指控。美联社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国家安全局和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此前发布联合警报，指称部分中国开发者通过“蒸馏”等方式从美国先进模型中提取能力，并把相关活动描述为具有攻击性和恶意。

中国商务部否认这些指控，称“蒸馏”是行业普遍使用的技术方法，并反指美国试图垄断AI产业。技术上的模型蒸馏本身确实是一类常见方法，争议在于具体数据、访问方式以及是否违反服务条款、知识产权或网络安全法律。

这也是中美AI争端越来越难以通过单一技术标准解决的原因。双方都把对方的产业政策与国家安全政策联系起来：美国担忧先进算力和模型能力进入中国军事、情报和网络攻击体系；北京则认为美国的芯片管制和安全规则意在阻断中国科技升级。

习近平近年来主张建立全球AI治理框架，并把中国描绘成开源和普惠AI的推动者。中国企业推出的低成本模型也扩大了国际影响力。但在国内，生成式AI服务仍受到内容监管、数据安全和算法备案等制度约束。

陈一新的最新表态进一步显示，对北京而言，AI不只是一场产业竞赛，也是国家政权安全问题。这种安全逻辑可能推动更多模型审查、数据本地化、关键基础设施保护以及对跨境技术交流的限制。

川习会即将讨论AI时，两国面对的因此不是简单的“要不要监管”，而是彼此不信任的安全体系。美国担心中国获得前沿能力后形成战略优势；中国则认为美国利用安全规则巩固技术优势，并把外部AI能力视为可能影响政治与意识形态安全的工具。

如果两国无法先建立最低限度的风险定义和验证机制，所谓全球AI安全合作就很容易变成另一条技术封锁与国家安全竞争的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