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造成全球数百万人死亡,并引发现代史上最严重的公共卫生与社会危机之一。多年过去,疫情最早暴发地中国武汉仍是全球病毒溯源无法绕开的中心,而习近平政权至今没有向国际社会开放足以重建早期传播链、完整评估实验室事故可能性并独立核验关键时间线的全部原始资料。
世界卫生组织2025年6月发布的新冠病毒起源专家组报告指出,现有证据权重仍较支持动物源性传播,但大量用于完整评估所有假设的信息并未获得。世卫组织明确表示,实验室事故和自然动物传播等假设仍应继续接受审查,并再次要求中国提供早期病例的数百条基因序列、武汉市场动物交易的更详细资料,以及武汉实验室开展的研究和生物安全条件信息。世卫组织称,这些资料迄今仍未全部提供。
这一结论意味着,新冠起源争议并未因为时间推移而结束。武汉病毒研究所究竟开展过哪些冠状病毒研究、疫情暴发前相关实验室的人员健康记录和生物安全记录是否完整、早期病例与病毒样本资料是否全部开放,这些问题至今仍是全球溯源工作的关键缺口。
美国国会众议院新冠疫情特别小组在2024年发布最终调查报告,认为实验室或研究相关事故是最可能的起源场景,并把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冠状病毒研究、美国科研资金流向以及实验室安全问题列为调查重点。该报告代表美国国会调查委员会的结论,不等同于全球科学界已形成统一共识,但它说明实验室事故假设已经进入正式政府调查和政策评估层面,而不再只是边缘猜测。
与此同时,美国情报体系内部长期存在分歧。美国联邦调查局此前判断实验室事故最可能是疫情起源;美国中央情报局2025年也将实验室来源评估为比自然来源更可能,但信心水平较低。其他美国情报机构则更倾向自然动物传播,或认为证据不足以作出明确判断。正因如此,起源问题需要的是更多可独立验证的数据,而不是任何一方要求世界接受单一政治叙事。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2021年赴武汉开展溯源工作时,其行程、访问范围和资料获取已引发国际争议。路透社当时报道,专家组访问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等地点,但访问受到严格安排,记者与专家接触有限。此后,围绕早期病例、市场样本、病毒数据库和实验室资料的开放程度,国际社会持续提出质疑。

聚焦中国评论
习近平政权在新冠溯源问题上最需要被追究的责任,并不需要依赖一个未经证明的“主动投毒”故事才能成立。真正能够被持续追责的,是疫情最初阶段的信息压制、对独立调查的限制,以及多年后仍未向国际社会交出足以完整复核病毒起源的全部关键资料。
一个掌握疫情最初现场、医疗体系、病毒样本、实验室记录和病例数据的政府,有责任让全球独立科研机构获得足以重复验证的原始材料。北京如果认为实验室事故完全不成立,最有说服力的方式不是外交部声明或宣传机器反复否认,而是开放数据库、实验记录、样本资料、早期病例与实验室安全文件,让第三方科学家进行独立核验。
习近平体制的问题恰恰在于,它把政治安全置于公共信息透明之上。中国媒体受到中共宣传体系控制,地方官员首先向上级党组织负责,敏感科研机构又与国家安全和军事体系处于高度不透明的制度环境中。面对全球公共卫生灾难,这种制度天然会制造一个严重后果:外界很难判断哪些信息是完整科学事实,哪些是经过政治筛选后的版本。
新冠疫情最初数周究竟有哪些病例数据没有及时公开?武汉相关实验室在疫情前究竟开展过哪些冠状病毒实验?实验室人员的健康记录、实验记录和病毒数据库为何不能接受充分独立核验?为什么世卫组织在疫情暴发多年后仍公开表示没有获得完成溯源所需的全部信息?这些问题不应被“中国已经配合调查”的政治口号取代。
值得强调的是,实验室事故、实验室意外泄漏与蓄意释放是三个不同的命题。现有公开调查和情报评估足以支持继续深入调查实验室事故,但责任追究必须依靠证据链,而不是把尚未证明的主观故意写成既定事实。真正有力量的追责,是逼迫掌权者交出文件、数据、样本和时间线,让事实本身指向责任。
习近平政权欠中国人民,也欠全世界一个可以被独立验证的新冠起源真相。只要关键资料仍被封闭、实验室记录无法充分审查、早期病例数据无法完整重建,围绕武汉和北京政治责任的疑问就不会消失。对这场全球灾难的追责,不应止于寻找一个简单口号,而应持续追问:谁掌握了什么资料,谁决定不公开,谁阻碍了独立核验,以及这种信息封锁究竟让世界付出了什么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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