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涉及229亿元资金、约1.5万名投资人的金融产品兑付危机,在持续近一年后,正因刑事追责范围引发新的争议。11月20日下午,浙江金融资产交易中心(简称“浙金中心”)部分投资人前往杭州市人民检察院,准备递交要求追究浙金中心刑事责任的材料,却在检察院附近遭到警方拦阻,并被劝往信访接待场所。
四天前,500余名投资人已发起联名申诉。他们要求将浙金中心纳入刑事追责范围,理由是这家曾获浙江省政府批准设立的金融交易平台,在涉案产品发行、销售和交易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投资人披露的最新起诉信息显示,祥源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四名自然人被列入起诉对象,浙金中心却未作为被告单位出现。
融资企业进入刑事追诉程序,承载产品交易的平台却未被列入同一批起诉对象。 这一差异成为投资人持续申诉的直接原因,也将浙江地方金融监管、金融交易平台的实际责任,以及检察机关的刑事审查范围推向公众视野。
检察院门前的争执
11月20日下午,投资人按照此前沟通的安排来到杭州市检察院。
根据投资人公开披露的经过,11月19日,他们曾与检方沟通次日递交材料的事宜,计划在现场完成签字、按手印,并推选五名代表与检察机关当面交流。
这并不是他们第一次前往检察机关。此前11月16日,已有500余名投资人参与联名申诉,要求对浙金中心在金融产品兑付危机中的行为展开刑事责任审查。
然而,20日到场的投资人发现,现场出现了警力拦阻。
流传的交涉记录中,有现场人员以空间有限解释无法让大量人员进入:
“这个房子太小了,你们这么多人进去。”
一名投资人立即回应:
“我们也没有要进去。”
这两句话反映出现场争议的实质。投资人要求的是递交书面材料并由代表沟通,现场处置却围绕人员聚集、场所进入和秩序管理展开。
据投稿者描述,部分投资人在行动前曾遭警方深夜上门告诫,11月20日又有人在检察院附近被拦下,并被劝往杭州章家坝信访接待点。
目前公开流传的材料主要来自现场投资人的陈述和影像,尚未见完整的警方处置记录或检察机关接访记录。但从已披露的交涉内容看,这场冲突并非投资人临时提出新的赔偿条件,而是围绕已经进入刑事程序的案件,要求检察机关审查特定机构是否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对一场涉及上万人的金融危机而言,投资人走到检察院门前,意味着他们已将追责希望从融资企业的兑付承诺,转向刑事司法程序。
而警方拦阻与信访分流的出现,又让这条司法救济道路增添了新的阻力。
229亿元风险是如何积累的
要理解投资人为何坚持追究浙金中心,必须回到这场金融产品危机的形成过程。
浙金中心成立于2013年12月,最初由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复同意设立,经营金融资产及相关产品交易业务。其平台长期承载各类金融资产收益权产品交易,面向投资者提供产品展示及交易服务。
2024年10月31日,浙江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发布公告,不再保留浙金中心的金融资产交易业务资质。2025年1月,原浙江金融资产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浙江浙金资产运营股份有限公司。
但交易资质退出,并未让此前形成的金融产品风险立即消失。
2025年11月28日起,浙金中心平台上由祥源控股及其实际控制人俞发祥提供增信担保的多款金融资产收益权产品,陆续出现到期无法兑付本金或收益的情况。
《每日经济新闻》当年12月的调查显示,投资者购买的部分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约为4%至5%,底层资产涉及祥源系多地房地产项目的应收账款。记者根据投资者整理的产品登记表统计,相关产品超过200款,总交易规模超过百亿元。
这些产品所展示的收益水平并不属于高息民间借贷,却仍然出现大规模集中逾期。对于购买者而言,风险不仅来自祥源系房地产项目的资金链,也来自他们对金融交易平台及产品增信安排的信任。
2025年12月5日,祥源控股执行总裁沈保山在与投资者沟通时承认,房地产行业下行导致大量货值滞销,浙金中心交易资质被取消又使企业原有的资金周转方式受到影响,最终引发流动性危机。
这一说法揭示出一个关键问题:涉案产品与祥源系房地产资金周转之间,存在高度紧密的联系。
当底层资产难以变现、到期产品需要兑付,而新的融资渠道又受到限制时,原本依赖持续资金流入维持的体系迅速暴露风险。
2026年4月,媒体根据浙江省有关案件沟通会披露的信息报道,案件涉及金额已达229亿元,影响约1.5万名投资人,公安机关对多名涉案人员采取刑事措施。
从最初的百亿元级产品逾期,到229亿元涉案规模浮出水面,浙金中心危机已经不是一家房地产企业短期资金紧张的问题,而是牵涉金融产品发行、交易平台运营、风险监管和刑事责任认定的系统性案件。
从交易平台到刑事案件,浙金中心的角色成为争议中心
投资人要求追加追责的核心,是浙金中心究竟在这些金融产品中承担了什么角色。
公开资料显示,浙金中心并非普通的网络信息展示网站。它曾拥有地方金融资产交易业务资质,参与相关金融产品的交易组织和服务。
这使投资者在购买产品时,面对的不只是祥源控股的融资需求,还有一个具有地方金融交易平台背景的业务渠道。
投资人提交的申诉意见将浙金中心称为涉案产品的发行组织方、销售通道提供者和交易服务费收取方,并据此认为,平台不能仅被视为与融资行为无关的第三方服务机构。
这一主张具有明确的调查指向。
首先是产品如何进入平台。相关金融资产收益权产品的底层资产、合同安排及风险信息由谁提供,平台在产品准入和信息披露中承担了哪些职责,直接关系到投资者是否获得真实、充分的信息。
其次是产品如何销售。投资者通过什么渠道接触产品,平台是否参与宣传、组织交易或提供销售支持,能够反映平台与资金募集行为之间的实际关系。
再次是资金如何流动。投资款是否按照合同约定进入对应资产项目,是否存在资金池、循环融资或借新还旧,以及相关机构是否知悉资金用途,决定了案件能否进一步触及刑事责任。
最后是平台如何获利。交易服务费的收取方式、收费规模及其与产品发行数量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判断平台是否仅提供一般性服务,还是深度参与相关金融活动。
这些问题不能仅凭浙金中心的国资背景或者投资人的损失直接得出犯罪结论,但它们也不能因为平台具有特殊机构背景而被排除在刑事审查之外。
公开股权资料还显示,浙金中心更名后的公司并非完全由国有资本持有。南方+2025年12月报道列出的股权结构中,杭州民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58.57%,其余股份由多家具有国资背景的企业持有。
因此,投资人所质疑的“国资背景平台”,应当理解为具有地方政府批准设立历史及国资股东背景的金融交易机构,而不能简单等同于一家完全由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
但无论股权结构如何,真正决定法律责任的始终是实际业务行为。
投资人购买产品时看到的是金融交易平台,产品逾期后面对的是融资企业的资金危机,进入刑事程序后却发现平台没有出现在他们所见的起诉对象名单中。这种责任链条上的落差,是当前争议不断升级的根源。
起诉名单中的缺席者
2026年11月6日,投资人披露,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收到杭州市检察院提交的相关起诉材料。
根据投资人转述的起诉信息,案件涉及祥源控股,以及俞发祥、俞红华、丁建林、赵永华四名自然人,涉嫌罪名包括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集资诈骗。
浙金中心没有出现在他们披露的被告单位名单中。
这一消息迅速引发投资人不满。
对投资人而言,祥源控股及有关人员受到刑事追诉,意味着案件已经不再停留于一般的民事兑付纠纷。但如果平台在产品发行和交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却未被纳入相应的刑事责任审查范围,那么案件所呈现的责任结构便可能不完整。
事实上,在11月6日之前,投资人已经开始追问这一问题。
10月30日前后,有投资人前往检察机关了解案件进展,随后公开传播的材料称,相关刑事案件移送审查起诉的对象主要涉及四名自然人和祥源控股一家公司。
11月16日,500余名投资人据报前往杭州市检察院联名申诉,要求将浙金中心列入涉嫌犯罪单位的审查范围。
这不是对同一事件的简单重复投诉,而是投资人在刑事案件进入新阶段后,针对起诉对象范围提出的具体异议。
中国《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时,应当查明有无遗漏罪行以及其他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人。投资人提交的有关浙金中心业务行为的材料,具有刑事控告、举报和补充犯罪线索的性质。
但必须区分两个法律事实:没有被列入某一批起诉对象,不等于已经被司法机关认定不存在任何刑事责任;投资人要求追究责任,也不等于平台已经构成犯罪。
对浙金中心是否追诉,需要根据证据和法律判断。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投资人提出的发行、销售、资金流转和收费等具体线索,能否获得与融资主体相关犯罪事实同样充分的审查。
刑事案件的责任范围,应当由证据决定,而不是由企业的所有制背景、市场地位或者地方金融管理关系决定。
资质取消之后,监管责任并未随之消失
浙金中心的特殊性,还在于其曾经拥有地方金融交易平台资质,并在产品风险集中暴露之前失去了相关业务资格。
2024年10月31日,浙江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取消其金融资产交易业务资质;一年多后,平台存续产品发生大规模兑付危机。
这两个时间节点之间的关系,是理解监管责任的重要线索。
取消交易资质,意味着监管部门已经对平台未来开展相关业务作出限制,但此前形成的存量产品、投资者权益和潜在风险,仍需要依法处理。
对于大量期限尚未届满的金融资产收益权产品而言,停止新增业务与妥善处置存量风险,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如果平台此前存在以新融资资金支持旧产品兑付的运作模式,那么资质退出可能使原有资金周转链条受到冲击,进一步暴露积累已久的风险。
但这并不能反过来证明取消资质是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
真正需要分析的是:相关产品在发行时是否符合监管要求,底层资产是否真实,资金是否按照约定使用,交易平台是否履行相应义务,以及监管部门在业务资格退出过程中如何安排存量产品风险处置。
这些问题涉及金融风险形成之前的业务监管,也涉及风险暴露之后的投资者保护。
2025年12月,浙江省和杭州市有关方面已成立工作专班,开展调查和风险处置。这表明事件早已超出单一企业能够独立解决的范围。
然而,行政工作专班负责协调风险处置,并不意味着刑事责任已经得到完整认定。
风险化解与刑事追责具有不同目标。前者侧重资产处置、资金回收和社会秩序,后者则要查明是否存在犯罪、由谁实施以及应当承担何种刑事责任。
如果金融风险处置最终只集中于融资企业和个人,而平台业务行为及监管环节未得到充分审视,那么即使部分资金得到追回,也无法完整解释这场金融危机为何能够形成。
从追讨资金到追究责任,投资人的诉求发生了变化
2025年末产品集中逾期时,投资人最迫切的要求是兑付本金和收益。随着祥源系资金危机持续、公安机关介入调查,投资人的关注逐渐转向资产追缴和刑事责任。
这种变化并不难理解。
在金融产品发生违约的初期,投资者往往希望融资企业通过出售资产、引入资金或者延期兑付解决问题。但当风险规模达到数百亿元,企业原有的偿债安排难以恢复正常,单纯依靠企业承诺已经不足以重建信任。
刑事案件的启动,为投资人提供了另一条追责路径。侦查机关可以依法调查资金流向、查封冻结涉案资产,司法机关则根据证据认定犯罪事实和责任主体。
然而,刑事程序并不意味着全部投资损失必然能够追回。追赃挽损的实际结果,仍取决于涉案资产规模、权属关系、资金去向和依法处置情况。
因此,刑事追责对象是否完整,不只是投资人对公平的抽象期待,也可能影响案件事实的查明和后续资产追缴。
投资人坚持要求调查浙金中心,正是希望司法机关将金融产品从发行到兑付的整个运作过程纳入视野,而不是只追究最终发生资金危机的融资企业。
11月16日的联名申诉和20日的再次行动,反映出投资人对现有追责范围的不满已经形成持续的集体诉求。
在这场争议中,投资人并不掌握司法机关的全部案卷,也无权自行决定刑事被告名单。但他们有权提交自己掌握的交易合同、产品资料、资金记录及涉嫌犯罪线索。
对于这些材料,司法机关负有依法接受和处理的职责。
一场涉及约1.5万名投资人的金融案件,不能只把投资人视为需要安抚的风险处置对象。他们同时也是可能遭受财产侵害、依法享有相应诉讼权利的当事人。
当司法追责遭遇现场管控
11月20日检察院附近发生的拦阻事件,为浙金中心危机增添了新的公共问题。
此前,投资人主要面对金融产品无法兑付、资产处置进展缓慢以及刑事追责范围争议。如今,他们在尝试向检察机关提交材料时,又面临警方介入和信访分流。
在中国现行制度下,公安机关可以依法维护公共场所秩序,检察机关则承担相应的刑事司法职责。两者的权限和法律任务并不相同。
投资人提出的材料,涉及特定企业是否涉嫌犯罪,属于刑事控告、举报线索及相关案件意见的范畴。即使多人同时到场,材料本身的法律性质也不会因此改变。
信访接待可以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却不能代替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审查和追诉决定。
这正是现场拦阻事件值得关注的原因。
如果投资人已经就递交材料和代表沟通进行事先联系,现场管理本可以围绕人员数量、接待方式和材料交接进行安排。投资人披露的经过却显示,警方拦阻和前往其他信访场所的劝导,成为当天最突出的现场情节。
此前部分投资人被深夜上门告诫的说法,则进一步反映出集体维权活动所面临的压力。
这些措施是否具有具体法律依据、是否超出维护秩序的必要范围,需要结合完整的现场记录判断。但从新闻事件的性质看,刑事追责诉求与行政维稳措施之间已经出现明显冲突。
这一冲突并非浙金中心案件独有。
在中国一些涉及大量债权人、购房者或金融投资人的纠纷中,地方政府往往同时承担风险处置、社会稳定和公共秩序管理任务。当群体性诉求不断扩大,行政管理容易优先关注人员聚集的规模和行动方式。
然而,投资人集体表达不满的原因,并不会因为现场人员被劝离而消失。
对于浙金中心案件,真正决定争议能否得到解决的,是涉案资金能否依法追缴、相关犯罪事实能否完整查明,以及所有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主体能否依照同一标准受到审查。
把投资人从检察院附近劝往信访接待点,不能改变这些实质问题。
229亿元危机背后,是金融责任与司法公信力的双重考验
浙金中心兑付危机的影响,已经从金融市场延伸至司法程序和地方治理。
最初,投资人通过具有地方金融交易平台背景的机构购买金融资产收益权产品。产品集中逾期后,祥源系资金危机浮出水面,相关企业及人员受到刑事调查。
随着案件进入起诉阶段,投资人发现,他们认为在产品发行和交易过程中承担重要作用的浙金中心,并未出现在已披露的起诉对象名单中。
这使追责争议进一步升级。
11月16日,500余名投资人据报联名申诉;11月20日,部分投资人前往检察院递交材料时又遭遇警方拦阻。
从金融产品违约到刑事案件追诉,再到检察院门前的警民交涉,这条事件发展链已经清楚表明:浙金中心危机不再只是投资人能否拿回资金的问题。
它同时涉及地方金融交易平台如何承担法律责任、金融监管如何应对长期积累的风险,以及司法机关能否在重大金融案件中完整审查相关犯罪线索。
祥源控股及有关人员是否构成犯罪,应由司法机关依据证据认定;浙金中心及相关人员是否承担刑事责任,同样应当根据其实际行为判断。
企业的股权背景、机构地位和与地方政府的关系,都不应改变这一标准。
投资人最初失去的是资金,如今他们争取的是对完整责任链条的司法审查。
229亿元的涉案规模、约1.5万名投资人的利益,以及金融交易平台曾经拥有的地方政府批准设立背景,使这起案件具有超出普通企业融资纠纷的公共意义。
刑事追责的范围是否完整,决定着案件能否充分揭示风险形成的过程;投资人的控告能否依法进入司法程序,则关系到公众对法律救济的信任。
11月20日杭州市检察院门前的交涉,正是这种信任危机的集中体现。
一场金融危机造成的损失,不能依靠限制投资人表达来消除;一宗重大刑事案件的责任,也不能仅以已经列入起诉名单的企业和个人为界。只有将涉案资金、平台业务行为、监管责任和刑事证据置于完整的法律审查之下,才能真正厘清这场229亿元兑付危机的责任。









文章讨论
已验证会员可围绕报道公开交流,并自行管理自己的内容。
正在检查会员登录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