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家庭教会传道人常昊近日披露,当地统战及民族宗教部门官员要求他签署承诺书,停止在网上发布信仰信息及参加一切网络宗教活动,并提出每月给予1000元生活补贴。常昊一度签字,随后向有关官员发送信息,声明此前承诺作废。

11月8日,民生观察披露了常昊对这次谈话的详细陈述。事件中的一项关键争议是:地方政府是否可以将财政补贴与公民停止宗教活动挂钩,以经济条件和行政压力限制个人信仰表达。

原始来源 · mail.msguancha.com民生观察2026年11月8日:常昊被要求签不参加网上宗教活动承诺书mail.msguancha.com ↗

一次谈话,牵出官员升迁与财政补贴

据常昊陈述,谈话安排在镇雄县政府六楼统战部,参与人员包括其侄儿、被指担任县委常委及统战部门职务的常开仕,以及县民族宗教事务局罗姓负责人、副局长成胜忠。

  • 常昊称,常开仕在谈话中提到自己的职务晋升,并表示常昊的宗教活动受到上级关注,已经影响其个人处境,希望常昊不要再在互联网上发布信仰信息、组织或参加网上宗教活动。
  • 有关人员随后拿出承诺书,并提出签字后每月支付1000元生活补贴,可按月或按季度发放。
  • 常昊当场援引中国宪法第三十六条,指出要求其停止宗教活动侵犯信仰自由。有关人员则表示,不禁止他在家中信教,只要求其退出网上宗教活动。

常昊最终签字,但离开县政府后又向常开仕及成胜忠发送信息,宣布承诺作废。

这次谈话具有两个值得追查的细节。其一,常昊所述官员个人升迁压力,被直接带入宗教事务管理。其二,拟支付的生活补贴并非单纯救助安排,而是与停止特定活动的承诺联系在一起。

从正式行政命令转向个人承诺

此次施压并非孤立发生。

今年6月3日,镇雄县民族宗教事务局曾向常昊送达《责令停止违法活动通知书》,指控其通过Zoom讲解基督教教义、组织网络祷告违反宗教管理规定,要求立即停止相关活动,并警告可能进一步给予行政处罚。

原始来源 · chinaaid.net对华援助:镇雄县宗教局6月3日上门送达禁令及微信受限chinaaid.net ↗
资料图:2023年5月常昊家属及辩护律师在云南镇雄县公安局门前。与2026年11月县政府承诺书约谈非同一现场|来源:阿波罗新闻网
资料图:2023年5月常昊家属及辩护律师在云南镇雄县公安局门前。与2026年11月县政府承诺书约谈非同一现场|来源:阿波罗新闻网 · 查看图片来源 ↗

6月4日,常昊的微信账号受到限制。6月11日,当地国保及派出所人员再次上门,要求他停止主持网络祷告。

原始来源 · adhrrf.org保护人权与宗教自由协会:6月11日国保与派出所再次上门adhrrf.org ↗

如今,地方官员进一步要求常昊签署个人承诺,并提出经济补贴,说明相关管理手段已经由书面行政命令延伸至面对面的个人施压。

常昊还是“中国的下午五点钟”祷告会带领人之一。这项由多个家庭教会参与的活动,主要为遭受宗教打压的中国基督徒祷告。

此前,常昊曾于2023年因寻衅滋事罪获刑一年零一个月,2024年5月获释。同年10月,他又因参加家庭教会施洗活动遭行政拘留12天。

原始来源 · chinaaid.net对华援助:常昊记录2024年10月15日施洗聚会遭冲击(含历史视频)chinaaid.net ↗
原始来源 · chinaaid.net对华援助:常昊2024年5月判刑并获释,家属出庭chinaaid.net ↗

宗教管理背后的权力边界

中国《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第十七条,对未经许可的网络传教、讲道及组织宗教活动设置了广泛限制。但此次争议并不止于行政机关要求停止某项网络活动。

原始来源 · miit.gov.cn《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原文miit.gov.cn ↗
资料图:2023年11月镇雄县党政会议现场。用于呈现地方党政与统战管理背景;非2026年11月常昊谈话现场|来源:搜狐网
资料图:2023年11月镇雄县党政会议现场。用于呈现地方党政与统战管理背景;非2026年11月常昊谈话现场|来源:搜狐网 · 查看图片来源 ↗

常昊披露的承诺范围涉及不再发布与信仰有关的信息,以及不参加一切网上宗教活动。将行政监管扩大为对个人宗教表达和参与行为的全面限制,与宪法保障的信仰自由形成直接冲突。

更重要的是财政资金问题。地方官员如果以生活补贴为条件,换取公民停止信仰活动,就必须说明补贴依据、审批程序、资金来源以及作出这一安排的行政权限。

财政资金应当依照公开制度用于公共目的,不能成为迫使个人接受行政要求的交换条件。官员个人仕途同样不能成为限制他人合法权利的理由。

这一事件的直接责任指向镇雄县统战系统、民族宗教事务部门及参与谈话的具体人员;制度性责任则涉及中共通过统战、宗教管理、公安国保等机构,对独立家庭教会实施的持续控制。

从6月的书面禁令,到11月的承诺书和千元补贴,常昊的经历揭示出习近平政权宗教管理的一种具体运作方式:当行政命令未能使信徒退出宗教活动,地方权力又试图通过个人关系、政治压力与经济利益取得服从。

在这起事件中,真正需要接受监督的,不是传道人为什么坚持网上祷告,而是政府部门为何试图以公共权力和财政补贴,换取一名公民放弃自己的信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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