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斌被捕一年：中共用“寻衅滋事”关押记录历史的人

2025年10月15日，北京警方带走了独立记者、作家杜斌。第二天，他原本准备前往日本。飞机照常起飞，杜斌却再也没能按照自己的计划出行。一年过去，这个被迫中断的行程，成为习近平时代独立新闻记录者处境的鲜明注脚。

杜斌不是因街头暴力或财产纠纷为公众所知。他长期采访中国社会的受害者，写下那些被官方叙事排除的人物与历史。他的文字和影像触及中共最不愿公众持续讨论的记忆。2025年12月，人权观察披露，杜斌已被以“寻衅滋事”罪起诉，并被关押在北京顺义看守所。

杜斌以纪实写作和影像记录社会苦难。他关心的不是权力希望展示的国家形象，而是普通人在政治运动、监禁和社会暴力中的遭遇。正因为这些记录没有按照中共宣传部门规定的边界展开，独立记者的正常工作才不断面临政治风险。

“寻衅滋事”在中国刑法中有明确名称，但在公共表达案件中，这个罪名长期被批评为打击异议的便利工具。当采访、出版和表达可能被纳入刑事追诉，记者所面对的就不只是一次案件，而是一套把社会调查变成个人危险的权力机制。公安机关掌握强制措施，检察机关决定是否起诉，法院负责审理；在党领导政法工作的制度之下，这条链条缺乏足够独立的外部制衡。

杜斌被带走之后，首先消失的是他自由旅行的权利，随后是继续采访、接触消息来源和出版新作品的空间。更隐蔽的损失落在社会身上：那些原本愿意讲述经历的人，会担心下一位采访者也被带走；年轻记者会学到一个沉默的职业规则——有些事实最好不要碰。

习近平执政以来，中共对新闻机构、网络平台和公民记者的控制不断强化。宣传系统规定哪些事件可以被报道，网信部门推动内容删除与账号封禁，公安司法机关则能够在敏感案件中施加更直接的压力。对独立写作者而言，最沉重的审查不一定发生在文章发表之后，也可能发生在动笔之前：因为担心被捕而放弃采访。

杜斌案因此具有超出个人的政治意义。一个国家不允许独立记录者自由讲述受害者的故事，就等于试图把历史的解释权集中在掌权者手中。官方档案可以选择开放哪些文件，宣传机构可以决定纪念哪些事件，但无法因此消除真实发生过的苦难。拘押记录者，是在用强制力争夺公众的记忆。

2026年10月15日，是杜斌被带走一周年。现有公开资料未提供这一日期的新判决消息，本文也不把此前的羁押记录擅自延伸为未经确认的最新状态。但这个时间节点足以说明一件事：一个记者因其公共记录工作而陷入刑事追诉，社会为此付出的代价不会随着新闻热度退去而消失。

对杜斌的支持，不必建立在赞同他每一篇文章之上。记者拥有采访和表达的自由，公众拥有接触不同历史叙述的权利，这两者都不应取决于执政党的喜恶。中共可以用刑事程序中断一个人的旅程，却不能因此获得对历史真相的永久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