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朦朦案：一个被强奸创伤碾碎的人生，一场永难抵达的正义

引子：2026年9月，上海秋夜

2026年9月中旬，上海的风里已经有了深秋的凉意。

夜里十一点，上海宝山区某派出所旁的那片水泥地，被路灯照得惨白。

一个三十三岁的女人，裹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薄外套，蜷缩在墙根下。她已经在这里睡了十五个夜晚。

寒风从衣领灌进去，她缩了缩肩膀，把膝盖抱得更紧。嗓子早就哑了，像被砂纸磨过。

路过的人偶尔投来一瞥，目光里有好奇，有怜悯，也有嫌恶。

她低着头，不说话，像一尊被遗弃在角落里的石膏像。

十五天。

没有床，没有被子，没有一扇可以遮风挡雨的门。

半夜，还有人受指使不停的骚扰。

2026年9月16日，她终于从冰冷的水泥地上挪开，转移到了附近一家台球室。

好心的老板没赶她走，也没收她一分钱。

可那里没有床，她只能蜷缩在一张破旧的沙发上，坐着打盹。

台球厅里人声鼎沸，球杆撞击的脆响、年轻人的喧哗，一直持续到凌晨。

她困得眼皮像灌了铅，却不敢真正睡去——一个孤身女子，在这样的地方，怎敢卸下一丝防备？

她叫李朦朦。

眉清目秀，眼神里却藏着一种与年龄不符的执拗和疲惫。

十一年前，她二十二岁。

那时候，她的人生还有无限可能。

可2015年12月17日那个冬日午后，徐州铜山区一间出租屋里的噩梦，像一把生锈的钉子，将她整个人生牢牢钉死在了那一刻。

第一章：无家的女孩

李朦朦的根，在徐州铜山区一个叫单集镇的地方。

五六岁那年，父母离异。

小小的她还不懂得「离婚」意味着什么，只知道从那以后，家里的空气变得像冬天的井水一样冰冷。

她被法院判给了父亲。父亲很快再婚，继母是个眼里揉不得沙子的人。

那个家，容不下她。

「有她没我，有我没她。」继母撂下这句话的时候，李朦朦正躲在厨房门口，手里攥着半块干馒头。

她看见父亲低着头，狠狠地抽了一口烟。

烟圈散在昏黄的灯光里，像极了一个孩子无处安放的童年。

她被赶出了家门。

那年，她还不到十八岁。

从此以后，那个本应是避风港的家，成了一扇永远对她关闭的门。

十几年里，她几乎和父母断绝了来往。

逢年过节，是这孩子最难熬的时候。别人家的窗户透出暖黄的灯光，飘出饭菜的香气，鞭炮声一阵接着一阵。

她独自缩在租来的小屋里，冷锅冷灶，把自己裹在被子里，一遍遍地问自己：为什么别人都有家，我没有？

父亲供她读到初中，后面的路，全靠她自己走。

乡村小学、乡镇初中，再到徐州经开区经贸学院。

她像一棵被石头压在底下的野草，硬是凭着一股子倔强劲，从缝隙里探出头来。

勤工俭学、奖学金、助学金，每一分钱都攥得发烫。

她端过盘子、卖过酒水、加过油、站过岗，还做过房产中介。

底层的工作换了一份又一份，微薄的收入勉强支撑着她和生活的对抗。

她长得清秀，性格单纯。

如果不是那场变故，她本可以像千千万万普通女孩一样，谈一场平平淡淡的恋爱，嫁一个知冷知热的人，生一个胖乎乎的孩子，拥有一个虽然清贫却完整的家。

可命运偏偏不给她这个机会。

第二章：出租屋惊魂

2015年12月初，QQ的提示音打破了李朦朦平静的生活。

一个叫丁聪聪的男人加了她。

对方说，能帮她介绍一份免费劳务派遣的工作。

对于刚出校门、手里拮据的李朦朦来说，这无异于黑暗里的一束光。

丁聪聪比她小一岁，脸上留着一道车祸留下的伤疤。

李朦朦看着他，心里甚至涌起一丝怜悯——大家都不容易。

她掏出仅有的两百块钱，想帮帮他。丁聪聪把钱退了回来，语气里带着一种让人说不清道不明的热络。

12月17日，徐州的冬天干冷干冷的，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

李朦朦穿着一件黑色的棉袄，里面是贴身的内衣和毛衣，下身是一条长皮裙。

她特意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利索——去见「招工的人」，总得有个好印象。

她哪里知道，等待她的不是什么工作机会，而是一场毁灭性的劫难。

丁聪聪带她走进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蟠桃N期99号楼5单元602室的时候，楼道里的声控灯忽明忽暗。

李朦朦心里忽然涌上一股不祥的预感。她想转身，可丁聪聪一米七左右的壮实身材已经堵在了她身后。

「进去吧，人在屋里等着呢。」

门在身后「咔哒」一声反锁。

李朦朦的心跳漏了一拍。

屋里空荡荡的。

没有招工的人，没有面试的桌子，只有一张床，和一双闪着寒光的眼睛。

「你骗我？」她的声音发抖。

丁聪聪没有回答。

他像一头突然暴起的野兽，死死抓住她的手腕，半拖半拽地将她往床上按。李朦朦拼命挣扎，一米六的瘦小身躯爆发出惊人的力量。

她踢他，挠他，咬他，趁他不注意，猛地冲向阳台，大声呼救。

可她的力气太渺小了。

丁聪聪一把将她拽回，薅住她的头发，狠狠地往床上摔。

她的后脑勺磕在床板上，眼前一阵发黑。

紧接着，一双手死死掐住了她的脖子。

空气被一点点挤压出去，她的喉咙里发出嘶哑的呜咽，像一条被抛上岸的鱼。

「你再喊，我让你活着出不了这个门。」

她的嘴被胶带封住。

恐惧像冰冷的潮水，从脚底一直漫到头顶。她瞪大眼睛，看着天花板上那盏昏黄的灯，灯罩上积着一层灰，像一只浑浊的眼睛，冷漠地俯视着她。

衣服被撕碎的声音，在寂静的房间里格外刺耳。

黑色的棉袄、贴身的毛衣、内衣……一件一件，被暴力地剥离。

她抵死反抗，指甲在丁聪聪的皮肤上抓出一道道血痕，皮屑和组织嵌进她的指甲缝里。

她苦苦哀求，泪水和鼻涕糊了一脸。

可换来的，是更粗暴的压制。

二三个小时。

像三个世纪那么漫长。

当一切终于停止的时候，李朦朦已经衣不蔽体。

她躺在凌乱的床上，浑身剧痛，像被一辆卡车碾过。

丁聪聪似乎还不放心，双手再次掐住她的脖颈，用力，再用力……她的意识一点点模糊，眼前的天花板开始旋转，最后归于一片漆黑。

等她再次睁开眼睛，已经是下午三点四十分左右。

房间里只剩下她一个人。阳光从窗帘的缝隙里透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一道刺眼的光斑。

那道光线里漂浮着细小的灰尘，像极了一个女孩被碾碎的清白，无声地飘散在空气里。

她挣扎着爬起来，双腿软得像面条。

她一丝不挂，被撕烂的内衣、秋衣、毛绒鞋子，胡乱散落在地上。

她把它们一件一件捡起来，抱在怀里，像抱着自己破碎的尊严。

然后，她一步一步，挪下了楼。

报警。

她把被撕烂的衣物、指甲里抓下来的皮屑和软组织，全部交给了警察。

内裤上，还残留着少量血迹。

她像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一样，把这些东西捧出去——她相信，警察会为她做主，法律会还她公道。

第三章：罗生门

可公道，并没有如约而至。

李朦朦多次向徐州经开区警方申请留存物证照片、索要法医鉴定文书副本。

得到的答复是：这是公诉案件材料，不予提供，也不允许拍照。

「有了鉴定文书我们就可以抓人了。」警察这样说。 她信了。

她像个听话的孩子，把自己最隐私的创伤，全部交给了这个她从未真正了解过的系统。

去医院检查的时候，给她做检查的女医生看了她一眼，叹了口气：「这次过后就不痛了。」

这句话像一把钝刀，在她心上反复切割。

她当时刚出校门，未经世事，是完璧之身。

那个「以后就不痛了」的「以后」，意味着她的清白，已经永远地留在了那间出租屋里。

病历上白纸黑字：肛周会阴体血染、下体内侧血染。

可这些，在后来的判决书里，只被轻描淡写地提及。

丁聪聪，1994年6月出生，中专文化，无业。

2015年12月18日被刑事拘留，12月30日就转为取保候审。

此后将近五年的时间里，他始终逍遥在外。

在李朦朦含冤不屈奔走控告下，直到2020年4月28日被监视居住，6月8日再次取保候审，7月7日才被逮捕。

五年的时间。一个强奸嫌疑犯，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再取保候审，像走流程一样，在强制措施之间来回切换。

而李朦朦，却在日日煎熬中，数着日子过活。

法院最终认定：丁聪聪构成强奸未遂。没有检出丁聪聪的生物检材。

有期徒刑三年。

三年。

李朦朦看到这个判决的时候，浑身发抖。

在她心里，这绝不是「未遂」，混淆黑白。丁聪聪已经实施了强奸，弄伤了她的身体，之后还掐住她的脖子意图置她于死地。

这应当是强奸既遂、故意杀人未遂，数罪并罚，重判十几年！

可判决书上的字，冷冷地摆在那里：脖子处有一处红色抓痕，身体其他部位未发现明显伤痕。蓝色内裤上阴部处发现少量血迹。

强奸未遂。

她开始怀疑——自己的笔录是不是被篡改了？

办案人员是不是在包庇丁聪聪？

为什么自己亲身经历的濒死伤害，在判决书里被缩减成了「未遂」？

她一遍遍地问自己：我交上去的破损衣物呢？我脖子上的伤痕照片呢？我指甲里抓下来的皮屑和软组织呢？

为什么关键的生物物证没有检出？是检验水平有限，还是根本没有认真检验？

一个二十二岁的女孩，在遭受了三个多小时的暴力侵害后，几乎赤裸着身体去报警，提交了自己能提交的一切，换来的却是一纸「未遂」的判决。

更令人心寒的是程序上的冷漠。

被害人作为案件的直接当事人，有没有权利获取鉴定意见的副本？

公诉案件被害人确实没有完整的阅卷权，但鉴定意见是否应当完整送达、充分释法？

当李朦朦带着濒死的创伤，拿着自己提交的物证，却看不到完整的鉴定材料，这种程序上的隔阂，像一堵冰冷的墙，把她隔绝在「正义」之外。

办案机关的释法说理到位了吗？

在她最脆弱、最需要解释的时候，有没有人坐下来，耐心地告诉她：「为什么没有检出生物检材」「为什么认定为未遂」「你的哪些证据被采纳了，哪些没有被采纳，原因是什么」？

如果当年在取证、鉴定、告知、释法任何一个环节，再多一分细致、多一分温度，这个案子会不会走向不同的结局？

一个女孩，会不会不至于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把自己的人生全部押进一场看不到尽头的申诉？

人们不得不追问

人们不得不追问

——为什么案件最初以「强制猥亵」立案侦查，长达四年半未移送起诉，后来才变更为「强奸」？

这四年半里，证据有没有灭失？

嫌疑人的心态有没有从恐惧变成侥幸？

——为什么法医物证鉴定没有对阴道混合斑做对应检验？是技术条件限制，还是检验方案的选择性遗漏？

——为什么掐颈意图杀人的行为，没有在判决中得到充分评价？

被害人昏迷近三个小时，醒来时全身赤裸，这种程度的暴力，真的只是「强奸未遂」的附带情节吗？

这些疑问，像一把钝刀，在李朦朦心里割了十年。

第四章：十年执念

李朦朦的性格里，有一种近乎偏执的倔强。

这种倔强，是底层孩子在恶劣环境里淬炼出来的生存本能——没有人护着，只能自己跟自己死磕。

她不要钱。

丁聪聪取保候审期间，他和他的家属曾经跪在她面前，提出刑事谅解的赔偿。

她拒绝了。

后来在上海被殴打案中，对方提出五万元调解款。

诶诶她也拒绝了。

在她看来，金钱无法衡量脖子被掐至昏迷的恐惧，无法赎回被摧毁的尊严。

接受赔偿，就等于把这场暴力明码标价，就等于放过施暴者。

她要的不是钱。她要的是国家司法机关对丁聪聪完整恶行的否定评价，是「强奸既遂」「故意杀人未遂」的定罪，是匹配那场暴力的重刑。

2021年4月，她向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申诉状，不服丁聪聪强奸（未遂）的一审判决与二审裁定，请求撤销原审裁判，重审认定丁聪聪构成强奸既遂、故意杀人未遂并从重处罚。

可朋友一次次提醒她：想要推翻生效判决，必须拿出强有力的新证据；单纯依靠个人陈述，几乎不可能翻案。一旦启动再审，还会牵涉办案人员追责、国家赔偿，现实阻力巨大。

李朦朦不是不明白这些道理。可冰冷的证据规则，无法抚平濒死体验留下的创伤。

她真切地感受过窒息的绝望，那份恐惧是真实的，每一个毛孔都记得。

法律认定的「未遂」，在她心里，等同于自己遭受的伤害没有被完整看见。

创伤心理学里，性侵受害者会产生强烈的创伤羞耻。

她认定自己的贞操在那一天被剥夺了。

如果司法没有确认全部伤害，这件事就永远没有结束。

上访、申诉，是她对抗当年无力感的唯一方式。

当年在出租屋里，她无力反抗，像一只待宰的羔羊。

现在，持续发声、持续控告，是她拿回掌控感的方式。

每一次按下发送键，每一次站在信访窗口前，她都在告诉自己：我不是那个任人宰割的女孩了，我在战斗。 可一旦停下，那种被抛弃、被碾压的感觉就会卷土重来。

停下，就好像背叛了当年那个在出租屋里面对死亡威胁的自己。

她的原生家庭给不了她任何支撑。

父亲老实木讷，她后来才得知，相关部门把压力传导到了父亲身上，以拘留、判刑相威慑。

她背负着双重的煎熬：一边是自己的创伤，一边是连累亲人的愧疚。

沉没成本越来越高。

十余年的青春，全部投入维权。

她已经没有办法抽身了。

如果此刻放弃，那过去的十年算什么？

那些露宿街头的夜晚，那些跪在地上写的申诉材料，那些被拒之门外的屈辱，岂不都变成了笑话？

她的性格在漫长的拉锯中悄然发生着变化。

最初的李朦朦，是一个单纯到近乎天真的女孩。

她相信警察，相信法院，相信只要说出真相，世界就会还她公道。

可当真相一次次碰壁，当她的陈述被一次次简化为「证据不足」，她的天真碎了一地。

她变得敏感、多疑、执拗。

她开始怀疑每一个办案人员的动机，怀疑每一份文书的真实性，怀疑整个系统是不是都在跟她作对。

这种心理变化，不是因为她天生偏执，而是因为一个被创伤反复碾压的人，已经失去了信任的能力。

当一个人在最脆弱的时候被辜负，她就会用怀疑来武装自己，用对抗来保护自己。 时间轴上的节点，像一道道伤疤：2015年12月17日，案发报警。

2020年12月31日，丁聪聪被判强奸未遂，有期徒刑三年。

李朦朦不服，持续信访、网络发帖。

2021年10月18日，李朦朦因殴打他人被行政拘留九日，行政诉讼两级法院均维持处罚。

2021年至2023年9月，她在多平台发布四十余篇帖文。

2023年9月8日，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被逮捕。

2024年，经开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

她上诉，主张系维权不构成犯罪。

2025年缓刑考验期内，她多次关闭社区矫正定位、拒绝回徐州接受矫正，还在上海被称谎报警情被行政拘留。

司法局两次建议撤销缓刑，法院起初未准许，后裁定撤销缓刑。

2025年9月29日，她被逮捕收监，实际关押九个月，至2026年6月15日。

十年执念，换来两年刑期。

第五章：从被害人到被告人

李朦朦的人生，在维权路上被彻底改写。

为持续申诉，她前往北京信访。

按照她的陈述，在京信访门口遭遇拦截、拖拽，随后被徐州工作人员带回。

再后来，她被以寻衅滋事罪起诉，判处两年有期徒刑，适用缓刑。

缓刑不是自由。

严格的社区矫正义务像一条无形的锁链——定位、报备、限制出行。

为继续维权，她离开户籍地前往上海，脱离了监管。

叠加其他治安处罚，法院最终裁定撤销缓刑，收监执行。

一个性侵案件的被害人，为了给自己讨公道，多次被拘留，最终身陷囹圄。

这是最让人唏嘘的悲剧。

她曾经有男同事对她心生好感，愿意保护她。

可对方被相关部门约谈之后，便不敢再继续交往。

她坦言，只要向别人说出自己的遭遇，对方就会承受压力，没有人敢靠近。

于是她关上心门，决定不再谈恋爱、不结婚、不生育。

亲密关系在她潜意识里，已经和暴力、控制绑定在了一起。

创伤带来的羞耻感，让她认定自己不再完整。

那个曾经单纯漂亮的女孩，在出租屋里被撕碎的不只是衣服，还有她对这个世界最基本的信任和期待。

更现实的是，常年漂泊、信访、拘留、服刑，动荡的生活根本没有条件经营稳定的感情。

维权这件事，吞噬了她全部的时间、精力、金钱，成为她生命里唯一的主线。

为逃避困禁，她来到上海，入职房产中介，辛辛苦苦促成两套成交，却被店长拖欠工资。

讨要薪资时，遭到店长殴打。

她想就医验伤，自称被民警阻拦。

派出所告知，事发时段监控损坏，无法证实殴打行为，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

她的个人物品留在派出所窗口，一度消失，几经投诉才被归还。

对方提出五万元和解，她依旧拒绝，坚持要求处罚打人者。

秋夜露宿派出所门口十五天，台球厅沙发过夜——这些只是她多年漂泊的缩影。 维权方式的边界，在这一刻变得模糊。

所有人都同情她所遭受的原始伤害，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横亘在面前：维权的诉求正当，不等于所有维权方式都合法。

李朦朦始终坚信，自己网络发帖、持续信访，只是如实陈述受害经历，是受害者正当控告；司法机关则认定，部分言论属于捏造信息，扰乱公共秩序，构成寻衅滋事。

朋友们反复提醒她：维权可以继续，但不能把整个人生全部押进去。

不要用消耗惩罚自己的方式去讨公道。

可对李朦朦来说，停下申诉，就等于承认当年的苦难只能到此为止。

这份内心的沉重，她承受不起。

第六章：2026年的答复

2026年7月23日，江苏省徐州市公安局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出具了一份信访回复——开公信回复字〔2026〕055号。

这份回复，对她提出的五项诉求逐一答复。

针对其反映2015年强奸案存在「有案不查、压案不查、有罪不究」的问题，该局核实认为该诉求不属实，称案件已由法院作出刑事判决，不存在相关情形。

针对其不服2021年10月18日拘留的诉求，答复该处罚系因其殴打他人作出，行政诉讼两级法院均维持处罚，该诉求不合理。

针对其提出被打击报复关押两年的诉求，答复不属实，其系因涉嫌寻衅滋事被立案侦查并经法院判决。

其提出的希望公安机关帮忙找工作、提供住所的救助诉求，不属于公安职责及信访受理范围。

对于反映民警私闯民宅、抢夺案件资料、丢失贵重物品现金的问题，答复不属实，称搜查、扣押涉案物品均有同步录音录像与法律文书佐证，物品随案移送审查起诉。

五项诉求，全部被否。

我们无法评判这份答复的对错。

法律有法律的程序，信访有信访的规矩。

但我们不得不追问：当一个性侵被害人，在经历了十年申诉之后，换来的不是抚慰，而是一纸全部否定的答复，她的心理落差该有多大？

当她说「笔录被篡改」「物证没检好」「掐颈杀人没被认定」的时候，有没有一个独立的、让她信服的渠道，来复查当年的办案过程？

如果所有的诉求都被「不属实」三个字打发，那被害人心中累积的不信任感，又将流向何处？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当办案机关既是当年的办案者，又是如今信访答复的出具者，这种「自己查自己」的模式，能否让当事人信服？

程序正义不仅要求结果正确，还要求过程让人信服。

一个连自己都不信的答复，又怎么能让一个已经被辜负了十年的人接受？

尾声：一个人的困局，一个社会的考题

十一年过去，那个冬日出租屋里的恐惧，始终没有消散。

李朦朦的悲剧，给所有女性敲响警钟，也给整个社会留下一道沉重的思考题。

第一，安全意识。与网友私下见面，务必选择公共场所，不要单独前往陌生出租屋、私人住宅，随时保持手机通讯畅通，把见面地点、对方信息发给亲友。

一旦察觉危险，立刻寻找机会撤离、呼救。

第二，证据意识。如果不幸遭受侵害，第一时间保留证据，不要清洗身体、不要丢弃衣物，尽快报警，及时做伤情、物证鉴定，完整固定证据。

第三，法律边界。法律认定事实依靠客观证据，个人亲身感受不等于法庭可以认定的犯罪事实。

性侵案件取证难度极高，部分案件会因为证据局限，无法达到被害人期待的判决结果。

维权有法定渠道，但必须守住法律底线，网络发声、信访控告，不能编造信息，不能扰乱公共秩序。

但除了警示受害者，我们更应该追问制度和执行层面的问题。

每一个女性都会考虑，如果是我该怎么办？

当一名性侵被害人，在多年申诉之后，换来的是拘留、判刑、流浪，会让多少潜在受害者心生寒意：如果我报案，如果我的证据不够完美，如果判决达不到我的期待，我的前路会是什么样子？

当一个受害者穷尽正常途径，内心的委屈无处安放，怎样的制度设计，能够避免一个受害女孩一步步走向漂泊、服刑、无处安身的困境？

对于性侵被害人，办案机关是否做好了充分的释法说理？

鉴定材料的告知、被害人权利的告知是否到位？

当受害者沉浸在巨大创伤中，是否配套了心理帮扶？

程序上细微的缺位，会放大受害者内心的不公感，催生多年持续的对抗。

当一个被害人从「被侵害者」变成「被告人」，当维权行为本身触犯了法律，这固然有个体选择的责任，但制度是否尽到了最大的努力去预防这一悲剧的发生？

大家还想对李朦朦说一句

大家还想对李朦朦说一句 你当年承受的痛苦真实可感，你想要追寻公道的心情，值得被理解。

但正义的实现，不只一条路。

把一辈子全部捆绑在申诉上，持续露宿、不断被处罚，反复撕开创伤，代价是你的健康、青春和人生。

公道值得追寻，但不必用全部人生作为赌注。

追寻正义，不代表要毁掉自己。

十一年前的那个下午，出租屋里的灰尘在阳光里飘荡。

一个二十二岁的女孩，穿着被撕碎的衣服，一步一步走下楼梯。她的脚印里，藏着恐惧、屈辱，和对这个世界最后的信任。

十一年后，她还在那条楼梯上，没有走下来。

发稿前，李朦朦发过来微信信息强调说：哥，用我的原照片吧，我愿用自己的不幸遭遇警醒所有女性，照亮法治，为所有不敢站出来的女性受害者发声！

这个故事，不仅仅是李朦朦一个人的困局。

这是整个社会，关于正义、关于温度、关于如何在法律与人性之间找到平衡的一道考题。

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答卷人。（文／靖哥，图片已获当事人授权）

提示：本文内容基于当事人单方陈述、录音访谈与新闻报道、公开裁判文书整理。当事人描述的受害经过，与生效司法判决认定事实存在重大分歧；当事人指控的办案瑕疵、包庇等内容，尚未经监察、司法机关调查核实。所有法律认定，以法院生效判决书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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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靖哥

微信公众号:理静说案

来源|理静说案

ID号:SSJJGC

责编:飞戈

审稿|凌子

出品|理静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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