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空中看,柬埔寨西哈努克的一些诈骗园区并不像秘密犯罪据点。高楼、酒店、赌场、办公楼和围墙组成一片完整的商业建筑群。真正让它运转起来的,也从来不只是坐在电脑前发送诈骗信息的人。
9月15日,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Brian Mast与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John Moolenaar致信美国国务卿Marco Rubio和财政部长Scott Bessent,要求调查与东南亚网络诈骗中心存在可信关联的外国个人和实体,并在符合美国法律标准时实施制裁。两名议员把目标指向的不是单个骗子,而是诈骗中心背后的金融、商业和政治支持网络。
美国财政部和司法部过去一年公布的案件材料,已经把一个诈骗园区拆成若干彼此依赖的部分:有人拥有土地和赌场,有人提供武装保护,有人招募或贩运劳工,有人管理诈骗团队,有人建立虚假投资网站,还有人负责把赃款换成加密资产并转入国际金融体系。
园区需要地产,也需要保护者
美国财政部2026年4月制裁柬埔寨参议员兼商人Kok An及其网络时称,其控制的赌场、度假村和其他物业被用于诈骗中心。财政部指这些园区针对美国受害者实施数字资产投资诈骗,并称部分执行诈骗的人本身也是人口贩运受害者,在暴力威胁下工作。
在缅甸,结构又多了一层武装力量。美国财政部此前制裁Karen National Army及相关人员,并指其为泰缅边境诈骗中心提供保护;另一支武装组织Democratic Karen Benevolent Army及相关公司随后也因支持诈骗中心受到制裁。诈骗产生的收入由此不仅进入犯罪集团,也可能反过来为地方武装提供资金。

一座园区因此同时具有两种面孔:对受害者,它是诈骗电话和假投资网站的来源;对当地权力网络,它可能是一项地产、赌场、安保和现金流生意。
电脑前的人,也可能是被关在里面的人
美国司法部今年4月公布Shunda诈骗园区案件时称,两名中国籍被告黄某和姜某分别担任高级管理人员、执行者和团队负责人。检方指控其中一人参与体罚被贩运到园区的工作人员,另一人负责监督针对美国人的诈骗团队;其下属曾通过虚假投资平台从一名美国受害者处骗走超过300万美元。
同一次行动还查封了一个拥有6000多名关注者的Telegram频道。司法部称,该频道以高薪工作为诱饵招募人员前往柬埔寨;一些人抵达后遭限制自由,并被迫冒充银行人员、纽约警察或司法人员欺骗美国受害者。
这条链条最残酷的地方,是犯罪与强迫劳动可以发生在同一个房间。一个被扣押护照、遭债务束缚或暴力威胁的人,仍可能在电脑另一端造成另一名受害者毕生积蓄被盗。识别人口贩运受害者,并不意味着忽略诈骗造成的损害;追究管理者和犯罪集团责任,也不能把所有园区工作人员简单视为自愿犯罪者。
赃款离开受害者账户以后
美国司法部今年6月针对柬埔寨Huione Group采取行动,查封其部分后端基础设施。司法部指其关联业务帮助诈骗和其他犯罪所得在区块链上转移,并把资金转换进入合法银行体系。美国财政部此前已采取措施切断Huione Group与美国金融体系的联系。
另一起已经进入美国法院的案件展示了资金移动方式。司法部称,一个柬埔寨诈骗网络骗取的超过3690万美元曾通过美国空壳公司、国际银行账户和数字资产钱包转移,其中资金进入巴哈马银行账户后被转换成USDT,再转往柬埔寨控制的钱包和诈骗中心。2026年1月,中国籍被告Su Jingliang因参与其中的洗钱活动被判46个月监禁。
到这里,“杀猪盘”已经很难再被准确描述成几个骗子在聊天软件里骗人投资。它更接近一条跨国供应链:物业提供空间,地方权力或武装提供保护,人口贩运网络提供劳动力,技术团队制造网站和通信基础设施,诈骗团队寻找受害者,地下金融和加密资产渠道负责把赃款洗出去。
但如果调查在这里停下,还少了一层:一些中国犯罪集团为什么能够在东南亚把赌场、地产、武装关系、金融通道和跨境政治关系长期拼接在一起?
犯罪集团与中国权力体系之间的连接
美国国会下属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2025年专题报告称,一些经营东南亚诈骗中心的中国犯罪网络,一方面通过支持“一带一路”项目、宣传亲北京政治叙事和加入带有统战色彩的组织建立政治身份,另一方面继续经营跨国犯罪。报告特别讨论佘智江的亚太新城和尹国驹的东美园区等案例,并认为部分犯罪集团曾借“一带一路”品牌和与中国官员、国企的关系取得资源或政治合法性。
更直接的指控出现在后来针对Prince Group的美国案件中。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2026年更新材料援引美国司法部起诉信息称,Prince Group为获得保护和提前获知执法行动,曾向中国公安部和国家安全部官员行贿;集团内部人员还以与中国官员的关系作为能够获得保护的依据。案件把诈骗资本与中国国家安全、公安系统内部人员之间可能存在的利益交换推到了司法调查层面。
从犯罪保护链追到习近平治下的党国责任
聚焦中国认为,讨论这些案件不能永远停留在“几个中国籍犯罪分子在海外作案”。习近平执政以来,中共进一步强化党对公安、国家安全、外交、统战以及国有体系的集中领导;“一带一路”又成为中国向东南亚扩展政治与商业影响力的重要框架。当犯罪人物能够借亲北京政治叙事、“一带一路”项目或与中国官员的关系包装身份,而美国案件又出现向公安、国安人员行贿以寻求保护的指控,问题已经进入党国权力与犯罪资本如何发生交叉的层面。
中国政府近年来能够从缅甸、柬埔寨等地大规模遣返涉诈人员,也能够通过跨境警务合作对诈骗网络发动集中行动。这恰恰说明北京并非缺乏影响这些网络的国家能力。一个更尖锐的问题因此出现:如此庞大的中文诈骗产业为什么能够在东南亚扩张多年?哪些网络在什么时候得到打击,哪些人物又曾经依靠政治身份、商业关系或官员保护继续活动?
尹国驹的案例提供了一条观察线索。美国国会委员会报告称,这名前14K头目出狱后在东南亚重新建立商业网络,同时把自己塑造成支持中共政治叙事的“爱国商人”,其组织宣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在香港、台湾等议题上呼应北京立场。美国委员会据此提出,北京对能够服务其海外影响力议程的部分犯罪网络存在选择性容忍。
在习近平治下,权力集中意味着政治责任也更加集中。公安、国安、统战、外交和“一带一路”相关政治资源不是彼此完全隔离的私人系统,而处在中共统一领导的国家机器之中。当跨国犯罪资本能够寻找这些系统中的关系人、购买执法信息、借政治口号取得身份并在中国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国家周边长期经营,不能只把问题解释为几个基层官员腐败或者几个中国商人的个人犯罪。
聚焦中国的判断是:真正需要追究的,是习近平治下党国权力体系为何能够让政治关系成为犯罪资本试图购买和利用的资源,以及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是否产生了选择性执法、政商保护和责任向下转移的空间。最高权力不断集中政治、安全和外交资源,同时把系统性问题长期解释为基层腐败、境外犯罪或个别人违法,本身就是值得审视的治理模式。
9月9日,美国司法部又查封一个主要使用中文运营的非法服务市场Xinbi。司法部称,该平台向诈骗园区出售定制诈骗网站、洗钱服务并招募人口贩运受害者;当天约5200万美元相关加密资产被冻结。美国执法部门目前把重点明确放在“中国有组织犯罪集团”及其协助者身上,而不是只抓诈骗电话另一端的基层执行者。
9月15日美国国会议员要求扩大制裁调查,则把调查对象继续推向那些为诈骗中心提供金融、商业和政治便利的人和实体。
路德社近期把这封国会信作为涉华线索报道。沿着美国法院、财政部、司法部和国会委员会公开的名字继续向上看,一幅比“海外华人诈骗集团”复杂得多的图景已经出现:赌场和地产提供空间,武装集团维持秩序,人口贩运提供劳动力,数字金融负责洗钱,而政治关系则可能成为犯罪集团试图获得保护、合法性和执法情报的另一种资产。
围墙里面是诈骗工位;围墙外面,是地产、武装、金融和政治关系。对这些跨国诈骗集团的调查如果最终只抓到键盘前的人,而不继续追究保护网络、政商关系以及习近平治下高度集中的党国体系所承担的政治与治理责任,就仍然没有抵达这条犯罪链的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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