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笔法在当代媒体中的传承与运用

独立记者王甘霖 春秋笔法破坚冰

手握史笔，心有标尺，不妄断、不盲从，以克制的文字还原真相，以严谨的措辞守护正义。

春秋笔法的底色是秉笔直书，而非阴阳怪气的抹黑，这一点对当下调查性报道尤为重要。部分自媒体打着“深度调查”的旗号，用所谓“春秋笔法”刻意歪曲事实、双标用词，偏袒一方、抹黑另一方，这是对传统笔法的异化。

真正优秀的涉法报道、调查性报道，运用春秋笔法的核心目的，不是玩弄文字技巧，而是以客观中立为底色，用事实坚守是非底线。比如在政企纠纷、涉税违法的调查性报道中，记者同等呈现企业、税务机关、举报人三方的陈述，完整公示稽查文书、资金流水、法律依据，不偏向任何一方，却通过完整的事实链条，让违规违法的事实自然浮现。这种书写，继承了孔子作《春秋》“贬恶劝善”的初心，以史笔精神守护社会公平。

春秋笔法延续两千余年，从古代史书的微言大义，走到今天的调查性报道，内核从未改变：真实是根基，立场藏于细节，批判止于事实。

对于涉法深度报道、调查性报道而言，这套传统书写智慧，不是文字的投机取巧，而是记者在法治框架内，平衡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坚守新闻客观与社会良知的专业能力。手握史笔，心有标尺，不妄断、不盲从，以克制的文字还原真相，以严谨的措辞守护正义，便是春秋笔法在当代媒体语境下最好的传承。

春秋笔法之溯源与内核

春秋笔法，源自古鲁国编年史书《春秋》，相传由孔子修订整理而成。《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词。”

彼时礼崩乐坏、诸侯僭越，孔子不便直白臧否权贵，便以修订史书的方式，通过取舍史料、斟酌字词，将褒贬善恶的立场藏于文字缝隙之中，孟子言“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正是这一笔法的教化与批判力量。后世经学家公羊、谷梁二传，专门阐释《春秋》一字寓褒贬的微言大义，让这套书写范式成为中国史学与叙事写作的核心传统。

春秋笔法的本质，是不直接表露主观评判，以客观叙事为外壳，通过用词选择、事件取舍、叙事详略、语序排布，隐晦传递立场、善恶判断与价值倾向，核心可归纳为三点：

第一，一字定褒贬。同样的军事行动，正义征伐称“伐”，无理侵略称“侵”，君王讨逆称“讨”，仅一字之差，便完成对行为性质的定性；记载臣子弑君，“弑”字暗含以下犯上的道义谴责，绝不用中性词汇模糊对错。

第二，笔削寓取舍。“笔”是增补关键史实，“削”是删减无关细节，通过筛选叙事素材，引导读者看清事件本质，而非流水账式记录所有信息。

第三，婉曲见大义。面对强权与敏感议题，不直言批判，而是迂回叙事，于平静的陈述中藏锋芒，既守住史实底线，又完成价值表达。

春秋笔法不是文字游戏，而是中国文人“据事直书、秉笔直书”的折中智慧：既要尊重历史事实，又要守住是非立场，在有限的表达空间里，完成对正义的坚守。

调查记者运用春秋笔法

涉法深度报道、调查性报道，天然面临多重约束：案件尚未判决，不能妄下司法定论；手握线索但证据未完全闭环，不能主观臆断；面对公权力、涉案主体，直白评判易引发法律风险与舆情争议。

而春秋笔法的内核，以事实为根基，以措辞立立场，以取舍明是非，委婉而不失锋芒，恰好成为调查记者的重要书写工具。它要求记者放弃情绪化谩骂、预设性定论，用客观中立的文本外壳，让事实本身说出真相，实现合规表达与舆论监督的平衡。

春秋笔法最基础的运用，便是精准选用动词、形容词，在不贴标签的前提下，完成对当事人行为性质的界定，这在涉法报道中尤为关键。

传统史书中“伐”“侵”“讨”的用词区分，对应到现代调查性报道里，便是对同一行为的差异化表述。比如长沙“车位纠纷”事件的官方通报，曾因双标措辞引发舆论质疑：描述普通业主拦车，使用“堵住”“拒绝挪车”等带有负面倾向的词汇；描述公职人员一方的同类行为，则用中性的“停放”“未移车”，看似客观陈述，实则通过选词倾斜立场，这便是反面的春秋笔法误用。

而优秀的涉法深度报道、调查性报道，会恪守中立尺度，统一用词标准：同样是拒不配合调查，对涉案人员、公职人员使用完全一致的表述；描述违法行为，只用法律框架内的客观表述，如“未依法申报纳税”“涉嫌违规处置资产”，而非直接使用“偷税漏税”“贪腐”等未被司法认定的结论性词语，既规避新闻侵权风险，又通过严谨措辞，让读者自行感知行为的违规属性。

例如税务偷税举报类调查性报道，记者不会直接断言“某公司偷税千万”，而是严谨表述“该企业2013至2020年放贷收入未按规定确认，少计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经税务稽查，涉及税款及罚款合计五百余万元”，以税务机关的文书事实为依据，用词严守法律边界，暗含对企业违规行为的评判，完全契合春秋笔法“据事直书、微言立断”的内核。

笔削之间凸显核心矛盾

孔子修《春秋》，删繁就简、取舍史料，让关键史实凸显，这一手法在调查性报道中，体现为对叙事素材的详略排布。

涉法报道往往盘根错节，无关细节、当事人的情绪化辩解、外围琐事会稀释核心议题，成熟的记者会效仿春秋“笔削”之法：对案件核心事实、违规关键环节、证据链条做详细铺陈；对无关的私人恩怨、次要旁支信息做简略处理，甚至适当删减，让舆论聚焦于法治本身。

比如冤错案件复查的涉法深度报道，记者不会大篇幅渲染当事人的个人情绪、家庭琐事，而是重点梳理侦查程序、证据瑕疵、审讯环节的疑点，将笔墨集中于“有罪推定办案”“证据链不完备”等核心法治问题；对涉案人员的个人生活、无关过往一笔带过。这种详略的取舍，没有一句直接的批判，却能让读者清晰看到司法程序的漏洞，实现监督目的，这正是“削其繁芜，笔其关键”的当代演绎。

早年“萧山五青年”冤错案的系列调查性报道中，记者没有情绪化控诉办案人员，而是详细还原刑讯细节、证据矛盾点，简略叙述当事人的日常经历，以事实的排布，倒逼司法层面反思错案成因，便是典型的正向运用。

面对尚未定论的司法案件、处于调查阶段的公权力问题，直白的批判、定性极易干扰司法公正，也会触碰报道“红线”。春秋笔法“婉曲表达、微言大义”的特点，给了记者迂回的空间：不直接下结论，而是通过呈现多方证言、证据对比、法条对照，把判断权交给公众与司法机关。

比如针对警方“不予立案”争议的调查性报道，记者不会直接指责警方“办案不公”，而是完整呈现监控证据、当事人报案记录、法律条文规定，将“证据是否充足”“不予立案理由是否合法”的疑问藏在叙事之中，通过客观罗列事实，引发公众与司法层面的审视。

很多自媒体报道在此处容易走入误区，直接用标题定下“警方不作为”的基调，属于预设立场；而专业涉法深度报道，则沿用春秋笔法的克制，只呈现事实、对比疑点，让文字自带批判力量，既完成舆论监督，又恪守新闻客观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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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信息

原标题： 微言藏褒贬史笔照现实 调查记者春秋笔法妙用

来源： 微信公众号“霖看法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