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个朋友案：庭审中辩护人质疑举证方式和立案程序

导语

2026年8月24日，“美个朋友”案进入举证、质证阶段。法庭上的第一个突发变化：此前不认罪的第一被告人，在开庭前一天改变供述，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文书。

辩护人随即把时间拉回前一天。检察官曾到看守所提讯，前后将近三个小时，并制作了新的讯问笔录。辩护人当庭追问：昨天是谁到看守所办理具结？第一被告人大约几点见到检察官、检察官几点离开？办理认罪认罚是否需要近三个小时？中间发生了什么？

随后，辩方正式向法庭报告：第一被告人的供述已经变化，庭前提讯形成了新的证据，请求公诉人出示这份讯问笔录，交由各被告人和辩护人查阅、质证。辩护人同时再次申请，将已经到案并被起诉的关联人员并案审理，并要求运营负责人刘义到案，接受被告人对质和辩护人发问。

这份庭前新笔录尚未在当天的举证中具体展开，另一条异常迅速的办案链条已经进入法庭：报案人正式报案、公安受案、决定立案及有关通知均在2024年1月26日完成；受案意见栏一次列出14名民警姓名，受案登记、回执和立案决定又先后出现刑侦大队、三中队和端州分局等落款或印章。报案叙述中，还出现了一个未被明确指明的“中心”。

公诉方回应，报案人在1月4日已经到端州区反诈中心咨询并提交转账记录，1月26日才正式报案；报案人的住所地和财产遭受侵害地均在端州，端州公安具有管辖权；受案材料中的多人姓名，是公安办案系统自动勾选，系统默认带出反诈中心的相关办案人员。

朱明勇律师等人在庭上连续发问：1月4日接收的材料如何转化为1月26日的正式刑事受案？谁实际接报、先期核查和制作受案文书？谁审查并批准立案？14个系统姓名与实际办案行为如何对应？“中心”、刑侦大队（三中队）和端州分局之间有无移交、审批和签收记录？

案件背景

美个朋友，全称杭州美个朋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社交软件开发及运营的公司，旗下有趣恋交友、蜜柚交友等APP平台，公司总部位于浙江杭州市西湖区。2024年1月，河北一男子在美个朋友交友APP上打赏充值未获得女用户联系方式，遂向广东省肇庆市报案，称自己遭遇了诈骗。2024年4月，广东肇庆市公安局端州分局成立专案组，对美个朋友公司展开调查，其后，肇庆公安机关跨省对多名公司员工进行抓捕，并以涉嫌诈骗罪带走多名员工，对公司进行“远洋捕捞”式跨省趋利性执法，“抄家式”查封公司办公场所和全部资产。

一、庭前一天突然认罪：近三小时提讯，究竟形成了怎样的新供述？

上午庭审中，辩护人就认罪认罚问题直接向第一被告人发问。

朱明勇律师： “当时你是不认罪的。那么现在，也就是昨天，你突然间认罪了。我想问一下，昨天是谁去的看守所，和你签署的具结书？”

围绕办理具结的时间，辩护人继续追问第一被告人大约几点见到检察官、检察官何时离开，并问：“办理认罪认罚需要三个小时才能完成吗？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稍后，辩护人向法庭提出三项申请。第一，第一被告人的供述已经变化，检察官在看守所提讯近三个小时并制作笔录，这份材料属于新证据，应由公诉人出示并交辩方查阅；

第二，郝明明、钱俊等关联人员已经到案并被起诉，辩方此前多次申请并案审理，请法庭予以回应；第三，辩方从阅卷中得知运营负责人刘义已经回国到案，申请其到案接受被告人对质和辩护人发问。

朱明勇律师： “因为第一被告人的供述发生了变化，而且签署了认罪认罚，并且检察官在看守所提审了将近三个小时……现在本案产生了新的证据。”

申请提出后，庭审继续进行。截至当日下午休庭，公诉方未具体宣读、展示这份庭前形成的新讯问笔录，辩方关于查阅、质证该笔录的申请仍待处理。

二、只报名称、卷页和证明目的：没有具体出示，新笔录和供述变化如何质证？

公诉人随后按照证据类别，宣读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抓获经过、工商资料、讯问笔录等证据的名称、卷宗位置和证明目的。朱明勇律师很快提出异议：这些信息可以说明“卷里有什么”，却没有让被告人和旁听人员知道“证据具体写了什么”。

朱明勇律师： “你只是说有证据，证据在哪一页，这还不叫出示证据。”

朱明勇律师强调，庭前阅卷解决的是辩护准备，公开开庭解决的是公诉方究竟以哪份证据、哪段内容证明哪项指控。罗小军一人有十余份讯问笔录，公诉方在这一组中选取第七次笔录，却没有明确第一次至第六次以及后续笔录是否继续作为指控证据。

朱明勇律师： “十几份笔录，你们到底只出示第七份，还是其他笔录也作为证据？如果其他的不作为证据，可以明确；如果不撤回，又不在法庭上出示，法庭将来怎么审查，辩护人又怎么发表质证意见？”

朱明勇律师进一步指出，多份笔录内容并不完全一致，甚至存在矛盾。争议不是“一份笔录宣读多少摘要”，而是哪些证据真正进入了法庭调查、哪些证据仍可能被用于定案。若这一范围不清，辩方无法判断前后供述怎样变化，法庭也不应在评议时使用未经庭上出示、质证的内容。

审判长回应，全案材料数量巨大，不可能逐页宣读；辩护人在庭前已经阅卷，公诉人也说明了证据名称、卷页和证明内容，若认为某份核心证据需要具体宣读，可以明确提出。法庭认可此前一组证据的举证方式，并要求辩方进入质证。

辩护人服从庭审指挥，但保留异议。进入受案证据质证后，辩方继续就14名民警、同日立案、不同落款和“中心”等具体内容发问。

三、报案、受案、立案同日跑完：从“端州模式”到“端州速度”

公诉人宣读的受案登记内容称，报案人在趣恋交友APP内与昵称为“淡然”的用户聊天，按照对方说法充值升级，希望取得联系方式或线下见面，最终未能实现；APP已经对该聊天用户显示“违规”提示，报案人也曾联系平台客服。

报案叙述首先指向昵称“淡然”的具体账号及其承诺，平台界面已经提示该账号违规。辩护人当庭追问账号由谁使用、承诺由谁作出、个体行为与平台规则之间是什么关系。

与报案内容一并出示的文书还显示，正式报案、受案、立案及相关通知均在1月26日完成。辩护人追问，在作出刑事立案决定前，犯罪事实是否发生、端州是否具有管辖权、是否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等事项由谁核查；受案后是否制作呈请材料，哪一名负责人审批同意。

公诉方在下午复庭后补充：报案人在1月4日已经到端州区反诈中心咨询，提交相关转账记录和接收证据材料清单；1月26日系正式报案。

公诉方说明上述情况后，朱明勇律师继续追问：1月4日由谁接收，形成何种咨询或接警记录？材料如何移交至刑侦部门？1月26日由谁提出受案意见、完成立案审查和审批？他同时申请调取原始流转记录。

四、14个打印姓名同列受案意见栏：系统自动勾选，谁才是实际承办人？

受案意见栏同时打印14名民警姓名。

这些姓名均为系统打印，并非14人逐一手写签名。侯志远律师和朱明勇律师据此追问，谁实际接待报案人，谁制作登记表，谁提出受案意见，谁对文书内容承担责任。

侯志远律师在庭上说，自己做过刑警，没有见过十几个民警一起受理一个人的报案。朱明勇律师进一步申请调取110记录和录音，以核实案件来源、接警、分派和办理经过。

公诉人回应，14名民警姓名属于公安机关办案系统内部自动勾选，相关系统会默认带出反诈中心人员，并不意味着14名民警同时坐在现场接待报案人。

朱明勇律师继续追问：系统自动带出的是部门人员名册、办案组成员，还是法定承办人？如果不是14人共同受案，文书是否另行标明实际接报、审查和审批人员？他申请调取电子流程记录，核对14个打印姓名与实际办案行为的对应关系。

五、从“中心”到刑侦大队（三中队）再到端州分局：三层落款如何在一天内完成接力？

人员之外，文书主体同样交叉出现。

报案叙述写的是到“中心”报案，案件来源又记为110指令；受案登记涉及端州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受案回执出现三中队，立案决定最终由端州分局作出。

朱明勇律师： “报案材料写的是到‘中心’。这个中心究竟是110指挥中心、反诈中心，还是刑侦内部的其他中心？如果到中心报案，为什么由三大队受案；受案回执又为什么出现三中队；决定立案时再变成端州分局？”

公诉方下午回应时，报案人1月4日前往端州区反诈中心，并称正式报案后由端州公安机关依法办理。朱明勇律师随后申请调取110系统记录、通话录音和移交材料。

朱明勇律师继续追问：决定立案前是否形成呈请报告，哪位负责人审批同意，报告书、审批记录和签名在哪里；回执由谁制作、由谁送达，是否有办理人员签收信息。

六、从一名报案人追到异地平台，管辖依据能否支撑“远洋”侦查？

案件从一名报案人的聊天和充值行为，延伸至外地平台企业及多名员工。

公诉方回应，本案属于利用网络平台实施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报案人的常住地、现住址及财产遭受侵害地均在端州，端州公安机关依法具有管辖权，不属于违规异地执法。

公诉方作出管辖回应后，辩护人继续追问昵称“淡然”的账号由谁使用、具体承诺由谁作出、充值资金流向何处，以及产品、运营、技术、市场、客服、财务及公会人员各自实施了什么行为。

朱明勇律师： “首先应当查清‘淡然’是谁、承诺从何而来、平台是否设置了相应规则，而不是从一个账号直接追到千里之外的平台公司和员工。”

朱明勇律师： “平台是谁招募女主播？是谁决定，谁具体实施？招募女主播就是诈骗吗？招募女主播跟诈骗是如何关联起来？”

曾立豪：“我一般是周末去，只是兼职做前端页面”

公诉方集中宣读多名被告人和关联人员笔录后，曾立豪本人对会议内容和岗位作出澄清。他称，自己无法记住公诉人刚才宣读的全部内容，但对涉及自己的部分有明确异议。

曾立豪： “我记得会议从来没有说‘女聊手’三个字……我一般是周末去，也是兼职开发，主要是做前端的一些页面。”

曾立豪说，自己后来听到的“主播”，在其理解中是开直播间的用户，并不当然等于被指实施诈骗的“女聊手”。他没有参与运营讨论，也不懂运营业务，只按产品和设计要求完成前端页面。

曾立豪： “主播在我的概念里，就是开直播间的用户。我不知道主播就是实施诈骗的那些女聊手。”

王析理：“公安把几个问题的回答合并成了一句话”

王析理随后就一次需求评审会和自己的讯问笔录发表质证。他称，开发前只参加过一次需求评审会，开头部分没有听见，中途又提前离席，因而不能用这次不完整参会证明其听到所谓充值规模、女主播招募或者运营安排。

王析理： “在开发之前，我参与过一次需求评审会，也是唯一一次。开头我没有听见，中途提前离席了。”

他进一步称，侦查人员先后问到软件冷启动、用户进入和盈利方式，他分别回答需要初始用户、语音视频聊天及虚拟礼物可以形成收入；但笔录把不同问题的回答合并，记录成女方要求男方送礼物骗取钱财。

王析理： “公安把我几个问题回答的东西合并成了一句话……这个只是公安完全曲解了我的意思，你可以调当时的录像。”

王析理还说明，相关聊天记录表达的是其把产品理解为直播、语音和视频聊天软件；他不知道用户具体聊什么，并提到平台设置或计划设置文字、视频内容审核功能。其辩护人随后申请调取对应讯问的同步录音录像，以直接核验笔录与原话是否一致。

七、认罪者另案起诉、不认罪者留在本案：有罪供述可以进入，完整案卷为何不能一并接受检验

下午庭审涉及郝明明、刘义等关联人员笔录。朱明勇律师提出，郝明明已经到案并被起诉，其部分讯问笔录又被公诉方用于证明本案的平台运营、女主播招募和人员分工，但郝明明本人没有与本案合并审理，其全部案卷也没有一并提供给辩方。

朱明勇律师： “这不是两个有关联的案件，而是同一起犯罪事实、同一个案件。认罪的我们不审，只审不认罪的，这不利于案件事实的查明，也不符合法律规定。”

朱明勇继续追问：认罪认罚的关联人员被另案处理，不认罪的被告人留在本案受审；前者不利于本案被告人的部分供述可以进入法庭，前后供述、同步录音录像及其他材料为什么不能完整进入？

罗小军的辩护人明确表示，郝明明、刘义的材料总体上可能更有利于指控，但仍坚持调取完整案卷和并案审理。理由不是只挑选有利材料，而是共同犯罪案件必须在同一证据全貌中判断每个人的地位和作用；即便材料对辩方不利，也应接受被告人对质和辩护人发问。

罗小军的辩护人： “这些证据总体上对辩方是不利的，更多是有利于指控的证据。但我们为什么仍坚持并案？因为并案除了效率，还要考虑公平，更有利于查明案件总体事实，综合判断每个人的地位和作用。”

围绕罗小军的第七次笔录，朱明勇逐页概括讯问内容：罗小军谈到自己负责后勤、兼职帮忙，运营和女主播招募由他人负责，袁旭东只口头承诺项目赚钱后发奖金；笔录此前没有展开罗小军怎样参与诈骗，结尾却出现认罪表述。

朱明勇律师： “你说他认罪了，那他是如何认罪的？到底在哪一次？第七次笔录没有认罪的实质内容，最后结论却说‘我认罪’，你不觉得奇怪吗？”

朱明勇还指出，该次讯问横跨中午时段，申请调取同步录音录像，查明讯问原话、笔录记录和认罪结论能否相互对应。

八、举证可以搭“房子”，但每一根“柱子”都要落到具体的人

公诉方以犯罪构成和待证事实为主线，将多名被告人供述、关联人员笔录和聊天记录组合举证。公诉人以“建房子”作比：一组证据可能只是几根柱子，不能因为单独一根柱子尚不足以证明整座房子，就否定其在整体证据结构中的作用。

朱明勇律师沿着这一比喻追问：平台是谁招募女主播，谁决定、谁具体实施，招募行为如何与诈骗发生联系？

围绕举证方式，法庭当庭征询被告人和辩护人意见。两名被告人和四名辩护人认为现有方式不够清晰，多数人认为可以继续。法庭据此决定按现有方式举证，并说明征询意见只是庭审组织措施，不是以投票决定证据效力或者案件结论。

侯志远律师： “这种情况下坚决不能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只要有一名被告人，或者有一名辩护人认为这种方式不能充分表达，就应该调整举证方式。”

审判长回应，现有举证方式符合法律要求，辩方提出的“一票否决”没有依据。朱明勇律师随即追问。

朱明勇律师： “哪个法律里面说举证方式要尊重大多数人的意见？怎么说大多数人的意见？你问问旁听的人，这个案件是判有罪还是判无罪？我们当场表决一下。”

法庭说明，征询意见只是为了确定庭审能否继续推进，并不是以人数表决法律问题。朱明勇再次要求公诉方明确，罗小军十余份笔录中未在庭上出示的部分是否仍作为指控证据。

技术人员完成页面和代码，谁决定需求、验收并批准上线？

张运政的第二辩护人侯里易律师根据郝明明、刘义笔录梳理软件开发流程：创业和运营策略由袁旭东及运营人员确定，产品部门形成需求文档，设计和技术人员再分别实现前端、后端功能；功能完成后，仍须由产品、运营验收并同意上线。

侯里易律师： “这个功能是否上线，是需要产品、运营人员验收、同意、批准才能上线的……从业务流程来看，技术部门没有决定权。”

曾立豪的第二辩护人张雷律师进一步区分前端页面与业务规则。他提出，前端开发只是在页面中预留展示位置；哪些用户能够展示、满足什么条件、谁能看到或使用“一键搭讪”等功能，取决于产品和运营设置的业务逻辑，不能只因页面由技术人员实现，就推定其设计、决定或者明知后续运营方式。

张雷律师： “曾立豪所在的前端只是负责预留、展示这个坑位。至于哪些用户可以在上面展示，展示条件是怎样的，哪些女用户可以看到这个按键并使用，这些逻辑由产品部和运营部负责。”

该辩护人还对照罗小军与曾立豪的笔录：两人均称初创期间主要在周末到工作室；罗小军称不清楚袁旭东是否向初创人员谈过邀请主播，曾立豪称自己入职后才听同事说平台寻找女主播。

广告按曝光、留存和渠道数据投放，能否直接证明主观明知？

张宇婷的辩护人杨汇律师围绕市场投放发表质证意见。其指出，刘义笔录提到，张宇婷根据每日投放金额、不同平台素材的曝光量、投放时段、留存和活跃数据，判断哪个推广渠道有效、性价比更高。

杨汇律师： “张宇婷投放广告，完完全全是站在市场和广告营销的角度……是根据市场上反映的数据去投放，而不是围绕所谓诈骗行为、消费陷阱去投放广告和设计话术。”

该辩护人同时指出，张宇婷的笔录还涉及平台对违规账号进行封禁、公司邀请律师开展合规培训等内容。

一组计划出示30份、宣读11份暂停：被告人究竟记住了什么？

在多名辩护人发表完意见后，侯志远律师再次回到举证结构：公诉方原拟在该组出示30份证据，却在宣读11份后暂停。

侯志远律师： “第二部分第一组证据有多少份？是30份。为什么只举了11份就停下来了？……即便是11份，被告人也是懵的，至少我是记不住。”

侯志远律师： “复刻草莓聊的模式有罪吗？那就像一个舞台，今天演了一部戏、唱了红歌，明天又发生一起凶杀，你怪舞台吗？”

他随后追问：“这些笔录中哪一句能够证明王析理虚构事实？哪一句能够证明他诈骗别人钱财？”

九、两种速度，最终都要回答同一个问题：原始证据在哪里？

当天庭审出现了两种速度。

一种，是1月4日咨询并提交材料后，1月26日正式报案、受案、立案和通知同日完成；14个民警姓名由系统一次带出，“中心”、刑侦大队（三中队）和端州分局在文书中连续出现。另一种，是庭前一天经过近三个小时提讯，第一被告人的供述和认罪态度发生改变，并形成新的讯问笔录。

前一种速度启动并支撑了对外地平台企业的刑事侦查，后一种速度可能改变共同犯罪案件的证明结构。二者都不能只由“系统自动勾选”“已有管辖”“已经认罪”作出结论性解释，而要回到公开法庭接受同一套核验：原始记录在哪里，谁制作，谁签名，谁审批，形成过程是否连续，内容能否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

公诉方已经对反诈中心先期接收材料、损失地管辖和系统自动勾选作出回应；辩方仍要求调取110接警录音和流转记录，明确14个姓名的字段性质与实际承办人员，核对受案、审批和立案文书，并出示第一被告人庭前新形成的讯问笔录及有关同步录音录像。

所谓“端州速度”是否具有完整、可验证的程序基础，所谓平台“整体模式”是否足以落实到每名被告人，最终都不能靠标题、印章或证据目录回答。刑事司法监督要追问的，正是每一个结论由什么事实得出，每一项事实又由什么可以在法庭上出示、辨认和质证的证据证明。

原文信息

原标题： “美个朋友”案庭审记录 1｜第一被告开庭前夜签署认罪认罚，辩方质疑立案之快，首日公诉人举证方式引不满

来源： 微信公众号“冰语冰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