姆巴佩一句“独裁者”引爆风波 美众议院公开视频揭露毛泽东大饥荒

法国足球巨星姆巴佩因为一句涉及毛泽东的玩笑，被中国企业解除商业合作，西班牙足球联赛遭到中国官方媒体停播，皇家马德里俱乐部及西甲联盟相继向北京道歉。就在这场政治与商业风波持续升级之际，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突然公开发布一段有关毛泽东与中国大饥荒的历史视频，将原本局限于足球界的争议，直接推向中共历史责任与言论自由的国际公共讨论。

美国东部时间10月29日下午，北京时间10月30日凌晨，该委员会通过官方X账号发布视频，公开指责中国共产党操纵毛泽东历史叙事，掩盖其统治时期造成数千万中国人死亡的事实，并强调毛泽东推行的灾难性政策导致了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之一。

委员会还在帖文中直接点名西甲主席哈维尔·特巴斯（Javier Tebas）、皇家马德里俱乐部以及法国球星基利安·姆巴佩（Kylian Mbappé），要求人们观看视频、了解这段历史，并向更多人传播。

这一举动具有明显的现实针对性。此前数日，中国官方舆论对姆巴佩使用“独裁者”一词作出了强烈反应，商业赞助商迅速切割，体育组织接连道歉，而美国国会委员会则将争论转向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究竟承担什么责任。

一场足球玩笑引发跨国政治风波

事件起源于10月26日重新传播的一段法国足球节目《The Bridge》采访视频。

节目中，姆巴佩被问及自己最喜欢的一张网络表情包。他笑着回忆，有人曾把自己的脸合成到一名中国独裁者的形象上，自己觉得十分有趣，并与朋友分享过这张图片。

姆巴佩在原始发言中没有直接说出毛泽东的姓名，但相关画面显示，那张被修改的照片使用的正是毛泽东的形象。

在欧洲足球网络文化中，姆巴佩过去曾被部分球迷戏称为“独裁者”，主要是讽刺他在巴黎圣日耳曼俱乐部拥有过大的影响力。球迷将他的面部照片合成到不同历史政治人物身上，原本属于足球娱乐文化中的讽刺表达。

但这一玩笑进入中国舆论场之后，立即触及中共政治宣传长期维护的毛泽东历史形象。

10月27日，中国饮料企业东鹏、乳制品企业蒙牛及妙可蓝多等品牌先后宣布终止或停止与姆巴佩的商业合作。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宣布暂停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相关赛事转播，姆巴佩的部分中国社交平台账号也受到限制。

当天，姆巴佩通过社交平台发表中、英、法三种语言的道歉声明，表示此前的评论不够谨慎，无意伤害中国民众的感情，并表达了对中国人民及历史的尊重。

可是道歉并未立即终止争议。

10月28日，皇家马德里俱乐部也正式向中国公众表达歉意。西甲联盟主席特巴斯与中国驻西班牙大使姚敬会面，试图缓解事件对西甲中国市场及商业合作造成的损失。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则在10月28日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重视姆巴佩所作的道歉。

一个球员在采访中谈及网络图片，最终演变成跨国商业合同解除、体育赛事停播、欧洲俱乐部公开道歉以及外交部门表态。这场风波所显示的，是中国庞大市场与政治敏感议题结合后，对国际体育和商业机构产生的实际压力。

美国众议院委员会介入 直接揭露毛泽东历史责任

当皇家马德里和西甲方面试图平息争端时，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公开回应。

10月27日，委员会就在官方X账号发表声明，认为姆巴佩无需为称毛泽东为独裁者而道歉，并指出毛泽东时期的政治运动、大饥荒及其他人权灾难造成了数千万中国人的死亡。

委员会同时公开批评，部分企业为了维持在中国市场的商业利益，匆忙向北京表达歉意。

在此之后，委员会连续传播关于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视频，强调毛泽东发动政治运动所造成的迫害与灾难。

到美国东部时间10月29日，委员会进一步将关注重点转向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随后发生的中国大饥荒。

这段新发布的视频所附文字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通过控制毛泽东历史叙事，掩盖数千万中国人在其统治时期死亡的事实。委员会要求公众了解毛泽东的政治统治，以及错误政策如何造成大规模饥荒。

更加不同寻常的是，委员会在帖文中主动提及姆巴佩、皇家马德里和西甲主席。

这种公开点名，已经超越一般历史纪念或档案宣传。美国国会下属委员会实际将一个欧洲体育商业争议，转化为对中共历史叙事和海外言论压力的政治回应。

美国之音此前报道，该委员会由共和党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John Moolenaar）担任主席，其工作涉及美中战略竞争、国家安全以及中国共产党对人权和国际社会的影响。

当然，委员会发布的内容属于其公开政治立场与传播活动，并不等于美国国会全体议员通过了关于毛泽东的新法律或决议。但作为美国国会正式设立的专门机构，它对这场争议的直接介入，已经使毛泽东的历史评价重新进入国际政治讨论。

三千六百万死亡背后的大跃进与粮食征购

美国委员会此次视频重新提出的问题，并非历史研究领域的新发现。

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试图通过激进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政策，迅速改变中国经济结构。地方政府竞相上报夸大的粮食产量，人民公社大规模建立，农村集体劳动和公共食堂制度不断扩张。

在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下，地方干部将完成生产指标视为政治忠诚的重要表现。浮夸的产量数字继续被用于制定粮食征购任务，导致部分农村地区在实际收成不足的情况下，仍须向政府交出大量粮食。

农民面临的现实由此发生根本变化。粮食掌握在政府和集体组织手中，农户维持家庭生活与应对饥荒的自主空间被压缩。当粮食短缺扩大，群众又很难通过独立新闻媒体、自由结社和公开批评来推动纠正政策。

1959年7月，时任国防部长彭德怀在庐山会议期间批评“大跃进”中的问题，随后遭到毛泽东发动的政治批判。中共开始大规模反右倾斗争，原本已经出现的政策纠偏遭到打断。

值得注意的是，1981年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承认毛泽东错误批判彭德怀，认为反右倾斗争破坏了党内民主，并延长了错误经济政策的持续时间。

但这份长期被视为中共官方历史评价依据的文件，没有公开列出大饥荒究竟造成多少人口非正常死亡，也没有系统公布地方粮食征购、饥荒死亡和官员责任的完整档案。

对于大饥荒死亡人数，中国历史研究者经过长期调查形成了不同的估算结果。

前新华社记者杨继绳在《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中，根据人口资料、地方档案、官员记录及亲历者证言，估算饥荒造成约3600万人非正常死亡。

历史学者冯客（Frank Dikötter）在《毛泽东的大饥荒》中提出至少4500万人非正常死亡的估计。不同研究在统计范围、人口模型、时间跨度和对非正常死亡的定义方面存在差异，但数千万级死亡的研究结果，已经足以说明灾难规模。

美国东部时间10月29日，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也发表文章，引用杨继绳关于至少3600万人死亡的研究，批评中国官方对姆巴佩事件的反应，并将这场风波与体育机构向政治压力让步的问题联系起来。

数千万人的死亡，意味着无数家庭在和平时期失去父母、子女和亲人。造成这场灾难的政策决策、粮食征收和政治打压，不能在历史叙述中简单化为自然灾害或抽象的经济困难。

毛泽东作为“大跃进”的主要发动者和当时中共最高领导人，其政治责任处于整个政策链条的核心。与此同时，从中央决策、省委执行到县乡粮食征购，相关政府和党组织同样承担各自层级的历史责任。

谁有权决定毛泽东可以怎样被评价

这次事件最值得注意的部分，发生在中国国内对姆巴佩言论的传播和处理过程中。

多家国际媒体发现，中国部分官方媒体和商业机构在批评姆巴佩时，强调其言论伤害中国人民感情，却没有完整呈现他具体说了什么，也没有向受众展示引发争议的那张毛泽东表情包。

于是出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公众可以看到企业宣布解除代言、足球组织发表道歉，以及网络上的批评声浪，却未必能够直接了解整场争议最初的言论内容。

当公众连争议原话都无法自由阅读时，政治宣传便获得了决定事件如何被理解的巨大优势。

毛泽东去世已经五十年。关于他的历史评价，涉及土改、镇反、反右、大跃进、三年大饥荒及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重大事件。这些问题与数千万中国人的生命、财产和家庭命运有关，属于中国历史研究与公共讨论不可回避的内容。

然而，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叙事中又具有特殊地位。

1981年历史决议虽然承认毛泽东犯下严重错误，却仍然维护其整体政治评价，并把坚持中共领导视为基本政治原则。此后历届中国领导人对毛泽东历史地位的维护，也与中共自身的执政合法性密切联系。

这意味着，对毛泽东的评价很容易从历史问题上升为现实政治问题。

当一个历史人物的形象被纳入国家政治认同，批评他的个人统治就可能被解释成对国家与民族的冒犯。政府、官方媒体和商业机构由此形成相互强化的压力，甚至能够影响身处中国境外的体育明星和跨国企业。

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具有不同的政治和历史身份。对毛泽东的批评，对中共政策的追责，以及对大饥荒遇难者的纪念，都是可以独立展开的公共讨论，不应被自动等同于侮辱中国人民。

从足球商业利益到历史话语权的国际争夺

姆巴佩事件发展至今，已经超出了其个人是否应当道歉的范围。

皇家马德里、西甲联盟及赞助企业需要评估中国市场的经济利益。中国政府和官方媒体则将涉及毛泽东的言论纳入政治与公众情绪议题。美国众议院委员会选择通过历史视频回应，并把言论自由及中共历史责任置于公开讨论中心。

各方在同一事件中展现了不同的利益与立场。

这也使人想起2019年美国职业篮球联赛NBA因休斯敦火箭队高管达里尔·莫雷发表支持香港抗议活动的言论，而遭遇中国电视转播停播及商业合作争议的事件。体育机构面对中国市场与政治争议时，商业利益和言论表达之间的冲突并非首次出现。

但这一次，争议指向的是毛泽东本人。

美国委员会以大饥荒视频作出回应，其政治意义在于把讨论从球员的玩笑重新转回历史事件：毛泽东究竟发动了什么政策？这些政策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怎样的后果？当年的政府为什么没有及时制止灾难？今天的公众又能否自由研究和评价这段历史？

这些问题有历史档案、人口研究、政府文件以及幸存者证言作为研究基础。不同政治立场的机构可以对历史作出评价，但历史研究的基本事实不应由商业合同、外交压力或者网络审查来决定。

美国众议院委员会的视频可能继续引发争论，西甲与中国市场之间的商业关系也可能逐渐恢复。然而，围绕毛泽东历史评价的矛盾不会因为某位球员的道歉而消失。

从1958年的大跃进到2026年的这场国际风波，真正贯穿其中的问题，是政治权力如何影响事实的公开、错误的纠正以及公众自由讨论历史的权利。

当数千万人的死亡能够成为一段历史研究的具体对象，却仍难以在中国公共空间得到充分讨论时，那些遇难者及其家属所承受的灾难，就依然需要更多独立报道、档案研究和公开纪念来保存。

《聚焦中国》将继续关注毛泽东时期重大历史事件的档案公开、当代政治叙事及其对言论自由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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