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8日至13日,云南昆明、海南海口、广西南宁等地连续出现城管、警察驱离街头摊贩并引发冲突的现场视频。海外中国集体抗争记录项目“昨天”将多地影像汇总后发布,画面中可以看到执法人员驱赶经营者、围堵摊位、拉扯人员以及摊贩与执法者争执的场景。
这些地点相隔数百甚至上千公里,却出现高度相似的冲突结构:一端是依靠流动摊位、夜市或路边经营维持收入的小商贩,另一端是承担市容、道路、无证经营等治理任务的城管与警务力量。真正值得关注的并不是“摊贩能不能占道”这样一个简单问题,而是当城市管理进入扣押物品、强制驱离甚至警力介入阶段时,行政权力的边界究竟在哪里。
多地冲突集中出现,说明这不是单个摊贩与执法人员的偶发争吵

“昨天”项目记录称,9月8日至13日期间,昆明、海口、南宁等城市均出现因驱逐摊贩引发的冲突。合集视频保留了多个地点的现场片段。由于这些短视频来自不同拍摄者,目前尚不能仅凭影像还原每一起事件完整的前因后果,但可以确认的是,多地的街头经营管理在同一时间段内都出现了明显对抗。
对于摊贩而言,街头经营往往是低门槛谋生方式,收入直接依赖当天能否摆摊;对于城市管理部门而言,占道经营可能涉及交通、市容、食品安全、噪音和居民投诉。两种利益并非天然无法协调。冲突之所以反复发生,往往是因为治理从“划定时间和区域”迅速跳到“清退和扣押”,而经营者认为自己缺少稳定、可负担的替代经营空间。
中国现行法规并没有要求所有街头经营一律取缔
国务院《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明确规定,在县级以上地方政府指定的场所和时间销售农副产品、日常生活用品,或者从事依法无需许可的便民劳务,不属于无证无照经营。司法部对该办法的解读还特别强调,执法应当坚持查处与引导、处罚与教育相结合,避免“一概取缔”的简单化执法。

这意味着,地方政府并不只有“允许占道”和“全部清走”两个选项。通过划定夜市、早市、便民疏导点和限定经营时间,本来就可以在道路秩序与居民生计之间建立规则。问题在于,如果城市只保留高成本商铺和商业街,却不断压缩低成本经营空间,最弱势的经营者最终只能反复回到街头,再与执法力量发生冲突。
最容易激化冲突的是扣车、扣货和强制带离
街头执法一旦涉及扣押三轮车、货物、炉具和经营工具,对摊贩造成的已经不是一次口头警告,而可能是直接切断收入来源。《行政强制法》因此对查封、扣押设置了明确程序:实施机关必须有法律、法规授权,扣押对象应限于涉案财物,行政机关还应当制作并当场交付决定书和清单,载明理由、依据、期限以及行政复议和诉讼途径。
这套程序的意义在街头场景中尤其具体。一个摊贩面对十余名制服人员时,双方力量完全不对等;如果物品被直接搬走却没有清单,如果执法依据只是口头告知,如果经营者不知道到哪里取回自己的货物,所谓行政管理就极易被体验为单方面强制。
警察介入以后,事件性质发生变化
城管执法与公安执法的职责不同。当现场出现肢体冲突、阻碍执行职务、涉嫌治安违法时,公安机关可以依法介入。但警力到场也意味着,对人员采取控制、传唤或其他措施时,需要有相应的治安或刑事法律依据。
多地视频之所以引发关注,正是因为一些画面显示警察与城管共同出现在驱离行动中。公众看到的是人数占绝对优势的执法人员与单个或少数摊贩发生拉扯。对于这种场景,最能降低争议的不是事后删除视频,而是让现场执法依据、执法记录仪资料、扣押清单和处罚决定能够被当事人依法取得。
“城市形象”不能成为无限扩张执法权的理由
摊贩治理在中国城市发展中已经争论多年。大型活动、文明城市创建、市容整治、交通治理经常成为集中清理流动经营的理由,但国务院相关制度本身同时要求地方为合理便民经营保留空间。
司法部在解释《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时明确提出,要充分考虑群众生产生活的合理需求,并为创业和谋生预留制度空间。换句话说,城市秩序不是只有整齐的街面,也包括普通人能够以低成本获得收入的现实需要。
如果地方一边鼓励“灵活就业”,一边不给小商贩提供稳定、清晰、低成本的合法经营空间,再用集中执法把他们赶离街头,政策内部就会产生明显矛盾。对许多摊贩来说,他们并不是在挑战一项宏大的城市规划,只是在当天晚上卖完一车水果、一锅小吃或一些日用品。
多地事件留下四个共同的责任问题:
- 当地是否已经划定足够的便民经营区域和时间,而不是只有禁止性规定;
- 城管在扣押车辆、货物和经营工具时,是否依法出具决定书与财物清单;
- 警察介入和控制人员时,依据的是哪一种具体违法行为;
- 冲突发生后,当事人是否能够取得完整执法记录并通过复议、诉讼等程序救济。
这些问题比“摊贩该不该听城管的话”更重要,因为它们决定行政管理究竟是规则治理还是力量治理。
从昆明到海口、南宁,街头摊贩冲突一再出现,说明城市管理不能只在冲突发生时依靠更多执法人员解决。真正能减少下一次拉扯的,是稳定的经营空间、透明的执法标准、依法出具的文书以及能够真正发挥作用的申诉机制。
对于靠一辆三轮车、一张折叠桌谋生的人而言,城市治理的法治程度往往不是体现在宏大的法律口号里,而是体现在城管伸手搬走他的货物之前,是否能够清楚告诉他:你违反了哪条规则,我依据什么权力处理,你的东西去哪里了,以及你可以到哪里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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