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美国视为威胁,同时支持与美国合作,并不是一道答错了的题。卡特中心与埃默里大学10月2日公布的China Pulse调查,呈现了这两种态度在中国受访者中的并存。它挑战的是一种政治叙述:只要承认风险,接下来就只能接受全面对抗。
完整报告中,受访者对美国的平均好感度为32分,满分100分;72%将美国视为国家安全威胁。与此同时,73%支持主动开展经贸合作,68%支持科技创新合作,64%支持全球安全合作。低好感、威胁感和具体合作意愿是不同的问题,不能拿其中一个答案替代其他答案。
其中最需要辨清的,是“谁回答了哪一道题”。报告讨论台湾及国际经济政策时,进一步分析的是认同美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的受访者:该部分中,85%认同台湾相关政策是重要威胁来源,78%认同国际经济政策构成威胁。若把这一组比例直接写成全体受访者,更不能写成全体中国人,便会夸大调查所表达的共识。
调查于4月16日至6月26日进行,覆盖2500名中国成年人,采用配额抽样,并对人口特征进行加权。这是一份呈现态度分布的调查,不是让全国公众就战争或脱钩投票。研究者比较峰会前后受访群体,也不等于追踪同一个人在外交事件发生后改变了什么想法。
合作支持率之间的距离同样值得看。教育合作只获33%支持,远低于经贸合作。把整个调查概括成“中国公众期待交流”,就会抹掉不同领域的真实差异。对外关系并不存在一只可以同时控制贸易、教育、安全和人权判断的开关;公众可能在不同事情上给出不同选择。
对中共的政治宣传而言,把复杂利益压成敌我分野,便于要求公众站队。可是一旦涉及出口、技术和安全合作,社会作出的回答并不总能被敌意包办。国家安全话语若被用来排除一切合作选项,实际被压缩的也是中国人的利益表达,而不仅是外国政府的活动空间。
这份报告没有证明民意已经摆脱宣传影响,也没有替习近平政府的具体政策取得授权。它提供的更有力判断是:政府不能把对美国的不信任当成公众支持任何对抗措施的空白支票。对风险的警惕,和保留合作的选择,可以同时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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