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6日上午8时许,湖北恩施69岁土家族农妇谭金花在恩施火车站候车时,被当地公安人员带走。她原计划乘坐上午9时的列车前往北京,继续申诉一宗持续24年的案件。据知情人透露,参与行动的包括新塘乡派出所民警及恩施特警,谭金花随后被送往恩施市公安局。当天上午11时左右,她的电话尚能接通,此后与外界失去联系。
这已经不是谭金花第一次因为赴京申诉而遭到地方公安机关控制。从2002年控告遭受刑讯逼供,到此后多次被劳动教养、关押以及判处四年有期徒刑,她的申诉经历几乎贯穿了中国过去二十余年的信访与司法制度变迁。如今,劳动教养制度早已废止,她仍然没能走出地方公安与司法机关反复处置申诉人的循环。
一名农妇为何申诉24年仍无法解决原案,反而不断失去人身自由?谭金花的遭遇,将恩施地方公安、检察、法院及维稳体系之间的权力关系集中暴露出来。
一宗刑讯控告,开启24年申诉
谭金花出生于1957年2月14日,家住湖北省恩施市新塘乡。她与当地政法系统的长期争议始于2002年。
当年2月28日,谭金花因涉嫌刑事案件,被恩施市公安局从宜昌带回恩施。她在后来的控告书中称,办案人员连续七天七夜对她实施刑讯逼供,造成身体伤害。随后,她从2002年3月至8月被关押在恩施市看守所。
2004年,恩施市公安局作出涉及国家赔偿的决定。然而,谭金花认为,相关赔偿没有充分解决身体损害、精神伤害及其他损失问题,原案中涉嫌违法办案人员的责任也未得到追究。
正是围绕原案处理和赔偿争议,她开始向上级机关申诉,并逐渐走上赴京信访之路。
然而,随着申诉持续,地方公安机关对她采取的措施也发生变化。最初要求纠正公安办案问题的谭金花,后来反而成为当地公安机关反复处罚的对象。
2007年,恩施州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以寻衅滋事为由,决定对谭金花劳动教养一年六个月。谭金花在控告中指出,这次处罚涉及驻京办工作人员给予她的1800元车费和生活费。她认为,自己接受返程费用和生活帮助的行为,被地方公安机关作为处罚依据。
第一次劳动教养没有结束她的申诉。2008年,她再次被决定劳动教养一年三个月。谭金花控告称,第二次劳教决定书甚至涉嫌将另一名上访者王桂兰的行为记在她的名下。
两次劳教之后,谭金花仍坚持要求纠正原案。2010年,当地政法干部以解决问题为由劝她返回恩施,她回到当地后再次遭到拘留,并被决定劳动教养一年六个月。
从2007年到2010年,至少三份劳动教养决定书相继出现。谭金花在控告材料中称,自己曾四次遭受劳动教养。她持续要求处理2002年的案件,地方公安机关则不断以新的处罚措施限制她的人身自由。
这使原本围绕刑讯逼供和国家赔偿的申诉,逐渐演变成申诉人与地方公安系统之间持续多年的直接冲突。
从劳动教养到看守所:申诉代价不断加重
谭金花的经历并未随着多次劳教而结束。
她在控告书中披露,2008年曾被地方公安及信访人员从北京带回恩施,随后被关押在望城坡、铜盆水等场所。她指控有关人员在限制其人身自由期间,提出赔偿和安置条件,要求她签字停止申诉。遭到拒绝后,她受到判刑威胁。
在谭金花看来,地方有关部门提出的所谓解决方案,始终与停止申诉联系在一起。她坚持要求追究原案责任,而有关人员则试图通过劝返、关押和处罚终止她继续向上反映问题。
2012年10月31日,谭金花再次返回恩施时被公安人员带走,随后关押在恩施市看守所。她控告称,在看守所内,教导员王志平涉嫌指使在押人员对她实施殴打,造成六根肋骨骨折。
谭金花表示,相关伤情有医院诊断证明及病历材料支持。六根肋骨骨折的指控,使这起长期申诉案件进一步涉及羁押场所内的人身安全和监管责任。
在多年的控告中,她还点名恩施市公安局原局长谭志国、副局长尤连才,以及涂可池、艾英杰、周顺涛、朱华荣、谭军等公安人员,指控有关人员涉嫌非法限制人身自由、暴力威胁及违法执法。
这些指控并非仅涉及某一次现场执法。谭金花所描述的经历,从跨地区带回、限制人身自由,到劳动教养决定和看守所监管,涉及不同环节的公安权力。其持续时间之长,也使案件的监督责任延伸至多个时期的地方公安领导和办案人员。
2013年,中国正式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对于谭金花而言,这项制度的终结并未带来申诉处境的根本改变。两年后,她遭遇了更为严厉的刑事处罚。
劳教制度废止后,寻衅滋事罪成为新的处罚依据
2015年,恩施市人民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谭金花有期徒刑四年,恩施州中级人民法院随后维持相关裁判。
从此前多次劳动教养,到这次正式进入刑事审判程序,谭金花因申诉而受到的处罚进一步升级。
谭金花在控告材料中指出,案件涉及她在北京八达岭长城景区外参与集体合影、展示申诉材料等行为。相关起诉及判决材料中,还出现了“制造不良国际影响”“被境外网站报道”等表述。
她认为,自己的申诉和公开表达行为被作为刑事追诉依据,属于对寻衅滋事罪的不当适用。
围绕这次判决,谭金花提出多项程序及实体争议,包括证人未出庭质证、案件管辖依据不足、法律适用错误,以及羁押期限折抵不当等。
她的控告还涉及恩施市人民检察院公诉人舒红兵、一审审判长向云及二审审判长吴任荣。
至此,谭金花与地方政法系统的争议,已经从2002年的公安侦查和国家赔偿,延伸到劳动教养、刑事起诉以及两级法院审判。原案尚未得到她所要求的纠正,申诉过程中形成的新处罚,又成为她继续申诉的对象。
四年刑期没有让谭金花放弃。此后,她继续向上级检察机关提出刑事申诉。
其控告材料列有恩施州人民检察院2018年、湖北省人民检察院2022年及最高人民检察院2023年的刑事申诉处理文书。谭金花认为,多级司法监督未能纠正原案和后续刑事案件中的错误。
随着申诉层级不断提高,案件涉及的司法机关越来越多,但她所要求解决的核心问题始终没有得到令其接受的处理。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到了2026年,已经69岁的谭金花仍然准备再次前往北京。
24年后再次被带走,地方公安仍掌握处置权
11月16日的恩施火车站带离事件,使谭金花二十余年的经历再次回到起点。
她准备前往北京,继续反映涉及当地公安和司法机关的申诉问题;而在列车出发前,当地公安人员已经到达候车区域,将她带离。
据知情人介绍,现场涉及新塘乡派出所及恩施特警,谭金花随后被送往恩施市公安局。当天上午11时左右,她仍能通过电话与外界联系,此后失联。
此次带离行动的直接执行机构,与谭金花长期控告的恩施公安系统存在明确的机构关联。她多年来要求追究地方公安人员的违法责任,如今限制其赴京申诉的,仍是当地公安机关。
这正是谭金花案最突出的制度矛盾:被申诉人长期控告的地方执法体系,同时掌握着对申诉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
在缺乏有效外部制约的情况下,申诉人每一次向上反映问题,都可能再次遭遇原有地方权力系统的处置。申诉不再只是寻求司法救济的过程,也成为申诉人不断承担人身自由风险的过程。
从历任公安负责人到现任地方领导,责任链条跨越二十余年
谭金花的案件历经多届地方党政领导和公安、司法机关负责人。对2002年以来涉嫌刑讯逼供、违法羁押、暴力伤害及司法程序违法的指控,应当分别追溯相关时期具体办案人员、指挥人员和监管负责人的行为。
而2026年11月16日发生的带离事件,则直接涉及现任地方公安机关的执法管理与监督责任。
2026年10月24日,彭元洪当选新一届恩施市委书记。张忠军担任恩施州委书记,祝革鹏担任恩施州副州长、州公安局局长。
作为地方党政及公安领导体系中的主要负责人,他们所处的领导和监督体系,对地方执法秩序、公民合法权利保障及公安机关依法履职负有相应职责。此次行动由新塘乡派出所及相关警力参与,直接处置机构则涉及恩施市公安局。
历史案件中的个人责任与现任领导的监督责任需要依照各自职权和实际行为区分,但不能因为案件跨越多届领导,就使长期存在的执法争议失去责任主体。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谭金花的控告长期涉及地方公安机关,而对她赴京申诉实施限制的执法行动又不断发生。地方公安机关在处理自身被控告事项时所面临的利益冲突,已经成为这起案件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
从2002年的刑讯控告,到2007年至2010年的多次劳动教养,再到2012年的看守所伤害指控、2015年的四年刑期,以及2026年再次被带离,谭金花的遭遇形成了一条持续24年的申诉与处罚链条。
这条链条揭示出,当公安执法、地方维稳和司法救济缺乏有效制约时,普通公民不仅难以纠正原有案件,还可能因为坚持申诉而不断承受新的处罚。原案争议没有消失,限制申诉人的措施却一再延续。
11月16日上午,谭金花未能登上前往北京的列车。24年前,她因控告公安办案中的刑讯逼供而开始申诉;24年后,她仍然在试图向上级机关反映问题的途中,被当地公安人员带走。
对这名69岁的土家族农妇而言,漫长的申诉经历所揭示的,已经不仅是一宗个人冤案的纠错困境,更是地方权力系统在面对公民持续控告时,如何将司法救济问题转化为维稳处置问题的制度性现实。





文章讨论
已验证会员可围绕报道公开交流,并自行管理自己的内容。
正在检查会员登录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