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要求追责“新质生产力”盲目投资：地方政绩工程的账最终谁付

中国各地的招商文件中，“人工智能”“无人机”“低空经济”往往比盈利预测更醒目。一个地方宣布建千亩园区，另一个地方宣称引进数百家企业；厂房和补贴可以先到位，真正的市场需求却未必按计划出现。

10月9日，新华社受权发布的文件正式名称为《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作为党中央、国务院共同发布的政策文件，它既要求以人工智能等领域形成新产业，也在第七部分“加强组织实施”中写入针对地方盲目投资的追责要求。

该部分明确提出，地方和部门“不能脱实向虚、贪大求全、搞泡沫化”，禁止借发展新质生产力之名滥用政策，对“一哄而上、盲目投资等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严肃追究责任。与单纯倡导科技创新的文件相比，这段文字直接把地方招商冲动与干部责任连在一起。文件不是依据某一笔已判定亏损项目发布的处罚决定，不能据此宣称已有具体官员被追责。

关键是第七部分的责任规则如何落地

判断这份政策是否真正改变地方政府行为，需要将它与已经建成的人工智能算力园区、低空经济示范区、无人机产业园等项目逐一对照：项目获批年份、地方财政补助和土地优惠、实际招租率、营业收入与债务余额，都应进入公开问责台账。没有预算和审计数据，不能用“出现产业泡沫”这样宽泛的话代替一个具体亏损项目的财务证据。

文件本身没有在这一条款中列出具体项目名称、实际损失金额或被处分官员。行政问责若仅要求地方服从产业布局口径，却不公开投资决策及审计结果，就可能继续形成“一边鼓励竞赛、一边事后追责”的激励扭曲。

这不是北京宣布放弃高科技产业，而是国家推动地方争抢新兴产业后，开始要求有人对投资失败负责。

先建园区、再找客户的逻辑正在遭遇考验

地方政府面对土地收入下降、财政压力和增长目标时，容易把招商项目看作短期增加投资统计与就业预期的办法。低空飞行器需要机场、航路、保险、维修和公众可接受的噪音标准；人工智能产业需要算力、模型、数据、能源和可付费客户。投入任何单一环节，都不能自动保证商业生态形成。

如果一个地区以专项债务资金支持长期闲置的起降设施，或在缺少可靠订单时补贴大量算力中心，损失可能最终由地方预算和居民公共服务承担。中央提出追责，在逻辑上承认发展目标与风险管理存在矛盾。

“安全可控”究竟保护谁

对民用无人机而言，坠机、空域冲突和个人隐私是可以具体检验的公共安全事项。对AI系统而言，数据泄露、自动决策错误和不透明的产品责任，也需要明确监管机构。但“可控”一词同时可能延伸至政治内容和信息访问：谁判定一种创新不符合官方意识形态，决定权是否受司法监督，都应纳入规则评估。

企业研发者需要可预期的许可标准和透明处罚程序。政府不能一边奖励技术突破、一边在项目失败后以模糊政治标准选择性惩罚。真正能够减少浪费的，是投资信息披露、独立审计和公开问责，而不是在成功时集体领奖、失败时只追基层经办人。

从演示会上的机器人到可每天安全运行的载人飞行器，中间隔着漫长的工程验证。中国以国家力量推动先进制造具有规模优势，但动员式投资如果缺少外部审计，同样可能积累错误决策。

新质生产力政策一面鼓励地方争夺人工智能和低空经济项目，一面要求对盲目投资损失追责，揭示中央计划目标与地方财政风险长期错位。能够决定产业前景的不是建设多少座园区，而是市场需求、技术能力和投入回报。地方干部依照上级政治口号集体投入公款，失败时却由地方预算与纳税人承担损失，这种激励结构若不改变，问责文件便可能只成为新一轮运动式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