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兰州监狱一名服刑人员遭四名狱警长时间殴打后死亡,监狱却将其认定为正常病亡,以6万元与家属达成协议,并在没有进行法医尸体解剖的情况下迅速火化遗体。此后,监狱、监狱管理部门和驻监检察机关先后进行了四次调查,均未揭开暴力致死的真相。直到最高人民检察院介入,这起被掩盖多年的案件才出现根本性转折。

2026年11月13日,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人民法院对兰州监狱服刑人员马龙死亡案作出再审一审判决。原兰州监狱第二监区监区长马志强因故意伤害罪、虐待被监管人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卢兴亮、葛小军、李文杰三名原狱警因故意伤害罪,各获刑5年。此次判决尚处于法定上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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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判决纠正了2023年原审仅以虐待被监管人罪定罪的结果,也再次揭开了马龙死亡后的另一条责任链:当年参与处理死者遗体、签署补偿协议、调查死亡原因和履行驻监检察职责的相关人员,曾共同构成一套本应防止监管暴力、保护证据和追究责任的监督机制。然而,正是这套机制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未能纠正虚假的死亡结论。

三个小时的暴力,一条生命的终结

2013年3月26日上午,正在兰州监狱第二监区服刑的马龙被带进监狱值班室。时任第二监区监区长马志强怀疑马龙私藏违禁品,要求其交代有关情况。

根据此后查明的案情,马龙未作出令狱警满意的回答,马志强随即使用警用橡胶棒殴打。李文杰、卢兴亮、葛小军陆续进入值班室,四人轮流参与殴打,期间时打时停,暴力持续约三个小时。马志强后来还承认使用过电警棍。

直到上午11时30分左右,葛小军发现马龙面色苍白、呼叫无反应,才安排两名服刑人员用小推车将其送往监狱卫生所,随后转院抢救。当天中午,马龙被宣告死亡。

马龙此前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服刑期间曾四次获得减刑。死亡时,他距离刑满尚有七年七个月。无论此前犯下何种罪行,法律判处的是依法执行的刑罚,狱警都没有剥夺其生命的权力。

但马龙死亡后,四名狱警没有如实报告殴打经过,而是统一编造了一套完全不同的叙述:马龙在值班室打扫卫生、擦拭制度标语牌时,从凳子上摔落,随后身体出现异常。

这套说辞随后进入监狱调查记录,并在此后多年成为解释马龙死亡原因的基本依据。

6万元协议与迅速消失的尸体

马龙死亡后,兰州监狱迅速与其家属接触。

据《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此前调查,时任兰州监狱政委朱全民向家属表示,考虑到马龙家庭困难,监狱决定给予6万元困难补助。时任狱政管理科科长梁晓君代表监狱与家属签订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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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将马龙的死亡表述为呼吸循环衰竭、经医院抢救无效病亡,并约定由监狱承担遗体火化费用,家属领回骨灰。协议同时写入了马龙因病死亡、解除与监狱一切法律关系的内容。

2013年兰州监狱与马龙家属签订的死亡善后协议书,载有6万元困难补助。来源:北青深一度、极目新闻|来源:极目新闻/北青深一度(凤凰网转载)
2013年兰州监狱与马龙家属签订的死亡善后协议书,载有6万元困难补助。来源:北青深一度、极目新闻|来源:极目新闻/北青深一度(凤凰网转载) · 查看图片来源 ↗

一名在封闭监狱内遭狱警殴打致死的服刑人员,就这样被记录为因病死亡;6万元困难补助则成为监狱结束这起死亡事件的主要处理方式。

更加严重的是遗体处理过程。

马龙姐姐马惠英事后向媒体披露,她赶到兰州后多次要求查看弟弟遗体,但未能如愿。两名男性亲属在火化前短暂看到马龙的面部,发现其额头有青紫、嘴角有血迹。当他们试图进一步查看遗体时,被监狱工作人员阻止。

3月28日,马龙遗体被火化。从死亡到火化,仅仅过去两天。

当时没有进行能够确定死因的法医学尸体解剖,监狱也未能留下足以完整还原殴打现场的影像证据。

后来的调查还发现,医院出具的不同死亡文书存在矛盾。一份《罪犯死因鉴定书》记载为心源性猝死,而《患者死亡通知单》则记载为呼吸循环衰竭。参与抢救的医生后来向侦查人员解释,呼吸循环衰竭只是生命终结时的表现,并不能直接说明具体死因。

马惠英还发现,死亡通知单上的家属签名写成了“马会英”,与她本人姓名不符。她表示并未签署该文件。

这意味着,当年本应支撑正常死亡结论的关键医疗文书,本身就存在需要进一步调查的矛盾。

遗体被火化造成的后果更加无法逆转:直接确定损伤程度和死亡机制的重要证据永久消失。多年后案件重新调查时,四名狱警及其辩护人恰恰以缺乏尸检结论为理由,否认殴打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

四次调查,为什么没有一次揭开真相

马龙案最值得警惕之处,并非单纯发生了监管人员殴打服刑人员的暴力犯罪,而是事发后多个负有监管和监督职责的部门,在已经出现疑点和举报的情况下,长期维持了同一个错误结论。

2013年3月27日,时任兰州监狱副政委吴宝权、纪委书记司朝阳等人参与对涉事狱警的询问。四名狱警均否认殴打,强调马龙是自行跌落受伤。

调查没有充分追查所谓违禁品究竟是什么,也没有完整查清现场情况。

3月28日,马龙遗体火化后,兰州监狱及驻监检察机关在相关死因鉴定文书上盖章,认可正常死亡结论。

同年4月,网络上开始出现马龙遭狱警殴打致死的举报信息。兰州监狱党委随后决定由纪委牵头,再次开展调查。调查组涉及副监狱长陈晓林、副政委吴宝权、纪委书记司朝阳等监狱管理人员。

调查过程中,涉事狱警继续坚持统一说辞。调查人员没有深入核查违禁品线索,没有解决医院死亡文书之间的矛盾,也没有形成足以解释相关疑点的完整证据链。

2013年5月3日,兰州监狱再次认定马龙正常死亡,并将调查结果上报甘肃省监狱管理局。

马龙家属继续举报后,甘肃省监狱管理局又组织调查,2013年8月形成的报告仍然维持此前结论。

2014年,兰州市大沙坪地区检察机关驻监检察人员再次参与调查,结论依旧没有改变。

兰州监狱2025年标准化监区建设推进会。资料图,非马龙案涉事人员。来源:兰州监狱政务报道|来源:兰州监狱政务报道(澎湃号转载)
兰州监狱2025年标准化监区建设推进会。资料图,非马龙案涉事人员。来源:兰州监狱政务报道|来源:兰州监狱政务报道(澎湃号转载) · 查看图片来源 ↗

在这期间,已经有出狱服刑人员向马龙家属反映,值班室内曾经发生殴打,现场有人听到惨叫。但这些线索没有促使原有调查结论发生根本改变。

更值得注意的是,早期调查材料显示,驻监检察人员田志宏、时洪彬曾在马龙死亡后前往太平间查看遗体,但相关调查材料中缺少能够充分还原检查经过的书面记录和视听证据。

从监区管理人员到监狱领导层,从省级监狱管理部门到驻监检察机关,一起明显存在重大疑点的服刑人员死亡事件,经过多次内部调查,最终仍被认定为正常死亡。

相关管理人员是否履行了现场保护、证据固定和死因调查职责,是否存在应当追究的失职、渎职或者包庇行为,应当与四名直接实施殴打的狱警分别调查、分别认定。四名狱警获刑,并不能替代对这些责任的追查。

最高检介入:被压住八年的证据重新浮出水面

案件真正发生转折是在2021年。

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展跨省监狱交叉巡回检察期间,发现兰州监狱多名服刑人员反映马龙被狱警殴打致死。巡回检察组核查此前调查材料后,发现调查措施、调查程序和结论存在严重问题,遂将线索交办甘肃检察机关。

2023年3月29日,经甘肃省检察院指定异地管辖,白银市检察院对马志强、卢兴亮、葛小军、李文杰四人立案侦查,四人随后被刑事拘留。

异地侦查改变了此前案件长期由当地监狱及相关部门处理的局面。

侦查人员重新询问21名曾经在兰州监狱服刑的人员,多人证实看到狱警殴打马龙或听到现场惨叫。部分证人此前接受调查时未敢如实陈述,原因是担心遭受不利后果。

随着调查深入,卢兴亮、葛小军、李文杰陆续承认四人曾经统一口径、隐瞒真实经过。马志强后来也承认参与殴打,并供述了使用电警棍的情况。

案件调查还发现,马龙在监狱服刑期间虽然曾因感冒、腹泻等疾病就医,但没有足以解释其突然死亡的重大基础疾病记录。

四名狱警编造的死亡经过被逐步推翻。

这一结果也揭示出此前调查长期失效的一个重要原因:当举报对象掌握被监管人员的人身控制权,当证人仍处于同一监管环境之中,而调查又未能有效排除权力干预时,服刑人员的真实证言便难以进入正式证据体系。

当事人被关押在完全封闭的环境中,无法自由联系外界,家属不能直接取得现场证据,狱警则掌握日常管理和事故报告权。由此形成的信息不对称,使监管暴力更加容易被隐匿。

从虐待罪到故意伤害罪:法律争议背后的证据灭失

2023年10月17日,景泰县法院首次作出刑事判决,认定四名狱警构成虐待被监管人罪。马志强获刑6年,其他三人各获刑4年。

法院当时虽然确认存在殴打行为,但由于马龙遗体早已火化,缺乏法医学尸检意见,未认定殴打与死亡之间具有足以支持故意伤害致死定罪的因果关系。

马龙家属不接受这一处理。检察机关也认为原判定性错误、量刑畸轻,主张以故意伤害罪追究刑事责任。

检察机关针对马龙案原审判决提出的抗诉书。来源:极目新闻|来源:极目新闻(凤凰网转载)
检察机关针对马龙案原审判决提出的抗诉书。来源:极目新闻|来源:极目新闻(凤凰网转载) · 查看图片来源 ↗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八条明确规定,监管人员殴打、体罚虐待被监管人,致人伤残、死亡的,应当依照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的相关规定定罪并从重处罚。

案件经过二审及后续再审程序,2026年7月31日,白银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再审;同年9月23日,法院裁定撤销原一审判决和二审裁定,发回景泰县法院重新审理。

11月13日,再审一审法院改变了原有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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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新黄河披露的判决说理,法院重点考察四项事实:

  • 四名狱警长时间、高强度使用警用橡胶棒殴打马龙;
  • 暴力行为与死亡之间时间间隔很短;
  • 没有发现能够独立解释死亡结果的重大基础疾病或其他介入因素;
  • 专家辅助人意见表明,持续殴打臀部等部位达到一定强度,可能引发失血性休克或创伤性休克。

法院据此结合全案证据,认定故意伤害罪成立。

案件定性的变化说明,直接尸检证据灭失并不意味着其他证据失去证明能力。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医疗记录、暴力程度、时间关系与专家意见,仍然可以构成判断犯罪结果及其因果关系的重要依据。

而马龙案中的证据灭失,恰恰发生在监狱控制遗体、负责事故报告的阶段。家属律师屈振红指出,不能让掩盖死亡真相所造成的证据缺失,最终成为直接责任人员逃避更重刑责的依据。

监狱法写在纸上,监督却在高墙内失效

马龙死亡时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罪犯服刑期间死亡,监狱应当及时通知家属及有关司法机关;对于非正常死亡,检察机关负有检验并查明死亡原因的法定职责。

然而在本案中,监狱参与处理死亡事件的人员能够迅速与家属签订病亡协议,遗体很快被火化,驻监检察机关认可正常死亡结论,而此后多轮调查也没有充分纠正原始记录的缺陷。

这里暴露的并非单一执法失误,而是封闭监管体系内部的权力集中与监督失灵。

监狱掌握服刑人员的身体、行动、通信及医疗转诊安排,也控制现场记录和事故报告的初始信息。如果检察监督过度依赖监狱提供的材料,或者没有及时独立收集证据,监管者便可能同时成为事故经过的主要解释者。

马龙案还出现了一个尤其值得注意的现象:2023年被采取强制措施时,四名涉案狱警中,有人已经调任甘肃省审计厅、兰州市政府有关部门,有人仍在兰州监狱系统任职。严重暴力犯罪长期未被查处,并没有立即切断他们的公职生涯。

相比之下,马龙的姐姐马惠英为了追查弟弟死因,持续控告近十年。她面对的是监狱、监狱管理部门、检察机关先后形成的多个正常死亡结论。直至更高层级的跨省巡回检察介入,案件才得以重新侦查。

这种反差,揭示了中国现行监狱监管和政法监督机制中的深层问题:处于权力最弱势位置的被监管人及家属,难以有效取得证据并推动独立调查;处于权力优势地位的监管人员,则可能借助封闭环境、组织层级和内部调查程序长期掩盖违法行为。

最高检最终推动重新调查,证明跨地区监督能够突破部分地方保护与利益关系。但同一案件此前多次调查失败,也说明依靠上级机关偶然发现线索和个案督办,无法替代日常有效的司法监督。

甘肃省监狱管理局2024年督导检查监狱工作,资料图,非马龙案现场。来源:甘肃政法网
甘肃省监狱管理局2024年督导检查监狱工作,资料图,非马龙案现场。来源:甘肃政法网 · 查看图片来源 ↗

四名狱警获刑,十三年的责任链尚未彻底清算

马龙案最终进入再审,与家属长期控告、狱友提供线索、异地检察侦查和最高检推动密切相关。

但四名狱警的刑事责任,只是整起事件中最直接的一部分。

2013年代表监狱处理死亡善后事宜的领导干部,负责调查的纪委、狱政管理人员,参与死亡检查及后续调查的驻监检察人员,以及上级监狱管理部门,分别承担着不同层级的法定管理与监督职责。

四次调查为何没有识别虚假供述,死亡原因存在矛盾为何没有及时得到纠正,遗体火化前为何未能有效固定关键证据,这些并非一般性的工作瑕疵,而是直接影响刑事犯罪能否被发现、被证明和被追究的重大程序问题。

需要依法区分的是,监督失职、滥用职权、徇私枉法与包庇犯罪分别有不同的构成要件,不能仅凭参与过调查便认定个人有罪。但相关机构在调查程序中的失误、关键证据未被保存以及错误结论长期维持,已经构成明确的公共监督事项。

一名服刑人员被四名狱警殴打致死,监狱却能够以正常病亡办理后事,多个负有法定职责的部门又将错误结论维持多年。这起案件所揭露的,是监管暴力发生之后,内部权力关系足以妨碍真实证据进入司法程序的制度性危险。

十三年后,四名直接实施暴力的狱警终于因故意伤害等罪受到再审一审判决的刑事追究。但马龙的死亡无法挽回,被火化的遗体无法重新检验,家属失去的十三年同样无法恢复。

兰州监狱马龙案留下的教训已经十分清楚:当监禁权缺乏真正独立、有效和持续的监督,服刑人员的生命安全便可能取决于掌权者的行为,而违法者又可能借助调查和证据处理程序逃避追责。四名狱警的定罪揭开了暴力犯罪的真相,对当年管理和监督失守的责任继续追查,才是防止同类案件重演所必须完成的制度追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