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刑法四百多个罪名里,很少有一个罪像寻衅滋事罪这样:学界呼吁限缩它,人大代表建议规范它,一线律师干脆建议废除它;而围绕它最有故事性的两个名字,恰恰是两位曾经或正在为它"操心"的法律人——于凯与张文鹏。

他们的故事,几乎就是这个罪名争议的注脚。

一、一封盖着律所公章的建议书

2023年8月,山东晓临律师事务所的五位律师——兰庆洲、于凯、马晓临、于兆燕、张文鹏——联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递交了一份《关于废除寻衅滋事罪的立法建议》。以律师事务所名义集体建议废除一个刑法罪名,这在当时是首例。

建议书的理由,是典型的法律人语言

建议书的理由,是典型的法律人语言

  • 寻衅滋事罪脱胎于1979年刑法的流氓罪,分解出来之后,某种程度上成了"新的流氓罪";
  • "随意""任意""情节严重""情节恶劣""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等关键构成要件表述模糊,公众难以据此合理预期自己行为的后果;
  • 一些处在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模糊地带的行为,容易以该罪作为兜底条款处理,有违刑法谦抑性原则。

据公开报道,促使他们动笔的,是几起当时舆论高度关注的案件——吉林洮南村民私搭浮桥被判寻衅滋事案、安徽淮南朱玉珍发短视频喊冤被控寻衅滋事案等。于凯后来对媒体说,本来不想写这个材料,也怕给律所惹麻烦,但这些案子"严重违背了天理、人情"。

这份建议书在社交平台流传后,不少人评价:"这才是真正的律师。"也有人冷静地预判:这条路不会好走。

后来的事实,印证了这种预判。

二、张文鹏:从辩护席到被告席

张文鹏1993年生,陕西志丹人,法律科班出身,通过了国家司法考试。按通常路径,实习一年即可取得律师执业证。但他实习了七年,证始终没有下来。

公开资料显示,这七年里他做了一件"出圈"的事:实名举报深圳律协向实习律师收取培训费却开具"社团会费"收据、涉嫌税务违规。2021年税务稽查的结果是,该协被责令补税加罚款七十八万余元。此后他又先后举报多地律协及司法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与此同时,他的实习考核也屡屡受挫,起诉律协败诉,执业证一拖再拖。

在拿不到执业证的这些年,他并没有离开刑辩一线。他作为实习律师参与辩护的广东陆丰七村民被控敲诈勒索、寻衅滋事案,历时五年,历经一审有罪、发回重审、免予刑罚、再次发回、检方最终撤诉——2024年,七名村民全部拿到国家赔偿,最多的六十一万元。《中国青年报》曾以《七个"硬石头"无罪》为题长篇报道此案。

也就是说,他曾用自己对寻衅滋事罪的理解,把七个人从这个罪名里辩护了出来。

转折发生在2024年。

当年6月,三亚海韵集团及下属八家子公司被有关部门决定托管,集团出现欠薪、经营停摆等问题。经实际控制人授权,张文鹏出任海韵集团总裁兼总法律顾问。据检方后来在起诉书中指控,他任职后组织员工聚集、拍摄视频上网传播、组织拨打政务服务热线投诉,并于当年8月策划员工赴海口聚集等活动,其中围堵酒店大门一事持续约七小时,被认定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

2024年9月24日,张文鹏被三亚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同年10月5日被批准逮捕。2025年7月14日,检方对张文鹏及海韵集团原副总裁许宗平提起公诉。2026年3月15日,三亚市城郊法院一审宣判:张文鹏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许宗平同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寻衅滋事罪的法定刑是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四年六个月,已接近顶格。二人上诉后,2026年5月26日,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9月,张文鹏被转至海南省美兰监狱服刑。

一个曾把七个人从"寻衅滋事"里辩出来的人,最终自己坐上了这个罪名的被告人席。这样的对照,无论从哪个立场去看,都很难不感到沉重。当然需要说明:法院一审、二审均认定其行为构成犯罪,这在该案程序内是生效判决所确认的结论;而围绕证据、量刑以及"员工讨薪与破坏秩序的边界"等问题的讨论,在法律圈也并未停止。

三、于凯:建言者成了嫌疑人

于凯是山东晓临律师事务所主任,那份联名建议书的主要执笔人之一。

联名上书的代价来得并不含糊。据公开报道,2024年,青岛市司法局以"违规炒作案件"为由,对于凯作出停止执业一年的行政处罚;其所在的律所也因"对本所律师疏于管理"被停业整顿六个月。曾与他联名的同道,一个进了看守所,一个停了业。

2025年7月,处罚期满、拿回律师证的于凯,第二次递交了废除寻衅滋事罪的立法建议。这一次,名单上只剩他一个人。

而在这份建议递出前后,据多家媒体报道,于凯本人因举牌反映律师行业管理等问题,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目前处于取保候审状态,案件尚无最终结论。

2026年10月20日,仍在取保状态中的于凯,第三次向全国人大法工委递交了废除寻衅滋事罪的立法建议。他的理由依然如初:罪状表述过于模糊,严重影响公众对权利义务的合理预期,损害刑法的权威与公信力。

长期呼吁审视这个罪名的律师,自己先后被这个罪名"处理"——停业、刑拘、取保。这几乎构成一个完整的叙事闭环。但有一点大概是各方都不反对的:当一个罪名的边界足够模糊时,它其实对所有人都是敞开的。

四、这个罪,为什么争议这么大

回到法律本身。寻衅滋事罪规定于刑法第293条,涵盖四种行为类型: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

问题恰恰出在这些关键词上。什么叫"随意"?什么算"起哄闹事"?多乱才算"严重混乱"?这些要件的主观判断空间极大,罪与非罪的界限高度依赖司法人员的一锤定音。

这不是民间的"外行牢骚",而是刑法学界多年的严肃批评

这不是民间的"外行牢骚",而是刑法学界多年的严肃批评

  • 全国人大代表、著名律师朱征夫连续多年在两会提出建议,主张对寻衅滋事罪的适用进行规范乃至审视其存废,防止其沦为"口袋罪";
  • 刑法学者罗翔曾多次指出,寻衅滋事罪最大的问题就是模糊,与罪刑法定原则所要求的明确性存在巨大冲突,容易导致选择性执法;
  • 学界普遍认为,1979年流氓罪分解为寻衅滋事等罪名后,流氓罪的"口袋"功能在某种程度上被延续了下来。

近年来,几起广受关注的案件一次次把这个罪名推向舆论中心。"网络发言""上访申诉""维权讨薪"等行为被该罪名覆盖的可能性,是公众焦虑的核心。

应当说,2023年以来,司法层面也在试图收紧:相关司法解释和指导意见强调防止将一般纠纷、正常维权升格为刑事打击,"两高"多次强调准确区分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但只要构成要件的模糊性还在,争议就不会停。

五、写在最后

罪刑法定,是现代刑法的铁律。它的前提是:刑法条文必须足够明确,让普通人能够预判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因为刑罚是国家手里最锋利的工具,模糊的罪名意味着不确定的利刃。

于凯和张文鹏的故事之所以"绕不过去",不在于他们个人如何,而在于他们恰好站在了这个罪名的两面:一面是建言者,一面是被告人;一面主张它应当消失,一面被它实际支配。同一个法条,在他们的执业生涯里画出了一个完整的圆。

这个圆最终指向哪里,取决于立法者何时正视那个被反复提出的问题——当"随意""恶劣""混乱"这些词足以决定一个人的自由时,刑法是不是应该把话说得更清楚一点?

孟子说:"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一个社会的法治成色,往往就看它如何对待那些较真的、说"不"的人。

本文基于公开报道整理,个案情况以司法机关生效裁判及官方通报为准。 法律评述部分仅代表作者观点,不构成任何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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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人的命运交错:从呼吁废除“寻衅滋事罪”到身陷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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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标枪,54岁,自媒体人,原新华社深圳支社编辑,曾因报道胡鑫宇案被惠州警方抓捕关押两次。

原文信息

原标题
于凯、张文鹏:一个罪名与两位律人的命运交错
原文作者
镡佐龙
来源公众号 / 媒体
微信公众号“标枪40”
原文发布时间
2026-11-20 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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