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8月11日,湖北大冶人权捍卫者尹旭安在北京准备登上120救护车时,被大冶市保安镇当局从担架上直接拦截带走。
到今天,整整一年,音讯全无。
家属找律师,律师找派出所、找政法委、找上级机关,得到的全是推诿和沉默。一个血压曾高达300/220、患有严重冠心病的人,就这样在中共的权力运作下人间蒸发。
这不是个别官员的违法乱纪。
这是中共一党专政体制下的正常操作。
在这个政权里,党领导一切,公安、国保、政法委直接对党负责,而不是对公民权利或独立法律负责。“维稳”是硬任务,被标记为“重点人”“敏感人”的公民,人身自由可以被行政手段快速剥夺,法律手续可以后补甚至不需要。地方执行的是对上负责的逻辑:只要不让人“制造影响”,用什么手段都可以。
尹旭安长期维权、多次入狱、出监后仍被严控,本身已被系统标记。他两次尝试进京求医都遭拦截,说明在这套体制里,“不让他出去”比“让他活下去”重要得多。救护车都能截,一年都能失联,上级一年都能零回应——这恰恰证明,这种做法在中共的权力结构中是被允许、被容忍、被默许的。
当权力不受独立制约,当“稳定”可以凌驾于生命权之上,危重病人的求救就会变成必须被消灭的噪音。尹旭安的失踪,是中共独裁政权维稳逻辑的直接产物。
我们持续追问:
在这样的政权下,还有多少人正在以“维稳”的名义被合法地消失?
一个连病危求医都能被强制带走、且高层长期不闻不问的制度,把人的生命置于什么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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