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家族财富疑云：稀土股权、白手套与恒力资本网络

2013年10月8日，习近平的大姐齐桥桥将北京秦川大地投资公司的股权转给徐再生。接手这笔资产的人，是已经为齐桥桥、邓家贵夫妇工作十三年的企业管理人员。

一年之后，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公开谈及习近平姐夫邓家贵退出万达投资的时间，却与此前的工商股权转让记录出现了明显差异。

这项由《纽约时报》记者傅才德揭露的交易，成为观察中国最高权力家族商业资产转移的重要案例。工商登记显示投资人退出企业，但长期合作人员接手资产、原投资人的退出时间仍被商业伙伴提及，揭示了登记所有权和实际经济利益可能分离的复杂关系。

围绕习近平亲属财富的调查，早已不局限于个人银行存款和房产。从稀土矿业、房地产、科技投资到离岸公司，公开文件记录了一批跨越不同产业的商业权益。近年来，疫苗企业巨额分红、恒大国有资本交易，以及大连恒力遭美国制裁后获得中国政府公开支持，又使最高权力与大型企业之间的资本联系受到关注。

从稀土资产到万达股份，习家亲属早已进入重要产业

2012年6月29日，彭博社发表习近平家族财富调查，依据企业工商登记、上市公司公告和香港物业资料，披露齐桥桥、邓家贵及其他亲属涉及矿产、房地产、电信设备和科技产业的广泛投资。

2008年，邓家贵控制的上海望潮投资有限公司以约4.5亿元人民币取得江西稀土稀有金属钨业集团30%的股份。邓家贵持有上海望潮60%的股权，间接拥有江钨集团18%的权益。当时，江钨集团总资产达到约17.3亿美元。

稀土属于受国家矿业政策、出口管理和资源整合直接影响的战略产业。习近平亲属通过私人投资公司进入这类大型企业，使家族私人财富与国家资源产业发生了直接商业联系。

彭博社还发现，齐桥桥夫妇关联的深圳远为投资有限公司拥有规模庞大的企业及房地产资产，女儿张燕南在上市科技公司合康变频的投资价值曾超过1亿元人民币。

更引人关注的是大连万达。

2009年，齐桥桥、邓家贵关联投资主体以约2,860万美元进入万达商业地产。根据2015年美国之音对傅才德的专访，该项投资到2013年转让时的市值约2.4亿美元，较最初投资价格增长数倍。

万达的财富增长不仅成就了王健林，也让包括习近平亲属在内的早期投资者获得了巨大的资产增值机会。

徐再生接手资产，揭开股权代持疑云

习近平于2012年掌握中共中央最高权力后，齐桥桥、邓家贵陆续转让企业股份。

《纽约时报》2014年的调查发现，两人已经出售、清算或转移至少十家企业的投资权益。

然而，秦川大地的股权转让并没有让争议结束。

傅才德根据工商内档查明，2013年10月8日接手齐桥桥股权的徐再生，自2000年起就在深圳远为投资有限公司工作，长期担任齐桥桥、邓家贵关联企业的董事、法定代表人及管理人员。

2015年，王健林公开谈到邓家贵在万达上市前出售股份时，又将相关退出时间描述为2014年10月。

工商资料显示，齐桥桥2013年已将秦川大地股权转让给徐再生；万达上市前的相关文件显示，秦川大地在2014年8月仍持有万达股份；王健林则在事后将2014年的退出归于邓家贵。

这几项记录展示了不同层次的股权所有权与经济利益关系。

长期员工徐再生接手公司股权的事实，已经由工商文件确认。傅才德据此提出了中国权贵商业网络中的“白手套”问题，即企业股份可以登记在商业伙伴或长期工作人员名下，原投资者仍可能通过其他协议保留利益。

这一具体案例不能仅凭工商过户认定存在代持协议，但它揭示了中共最高领导人亲属转让商业资产时，交易双方之间持续存在的密切商业联系。

金融家肖建华关联企业也曾接手习近平亲属的部分商业投资。肖建华控制的明天系横跨银行、证券及保险行业，为观察权贵资本、金融机构和私人投资公司的交叉关系提供了另一条记录。

2016年的巴拿马文件又披露，邓家贵曾取得三家英属维京群岛公司。离岸企业本身并不必然违法，但这种跨境结构增加了公众识别最终投资人及实际受益人的难度。

科兴疫苗投资：5.15亿美元入股，巨额分红进入上市药企

2020年12月，中国生物制药有限公司通过旗下公司投入5.15亿美元，取得北京科兴中维15.03%的股权。

这笔投资发生在中国新冠疫苗即将大规模商业化的阶段。

当时，科兴中维正在推进克尔来福新冠疫苗研发、生产和海外市场业务。中国生物制药的入股，使其获得分享科兴中维经营利润和资产增值的权益。

这笔投资后来产生了相当可观的财务回报。

中国生物制药2026年中期报告显示，截至6月30日，其持有的科兴中维15.03%股权，账面公允价值约72.49亿元人民币。2025年上半年，公司收到科兴中维税后分红13.527亿元人民币。

这意味着，一笔初始成本约33.88亿元人民币的疫苗企业投资，到2026年中仍具有超过72亿元的账面价值，并且已经产生可观的现金分红。

中国生物制药由谢氏家族关联经营。谢其润担任董事会主席。海外舆论曾将谢氏家族与习近平亲属的姻亲关系联系起来，提出可能存在的家族受益问题。目前能够通过证券文件直接确认的是谢氏关联上市企业的投资规模、股权比例和分红金额，相关姻亲及代持指控尚没有形成完整的独立证据链。

无论有关政治家族的传闻最终如何，科兴中维投资的经济利益已经由上市公司财报具体呈现。

中国政府在疫情期间实行大规模疫苗采购和免费接种政策，疫苗费用主要由医保基金和财政资金承担。疫苗生产企业获得销售收入，持有其股份的投资者则通过企业利润获得分红及资产增值。

这项资金分配关系使大型疫苗企业的最终受益权具有鲜明的公共利益属性，也使有关权力家族参与相关投资的指控具有明确的新闻调查意义。

恒大与山东国资：230亿元进入地产巨头

2017年，山东省属国企山东高速集团累计投入230亿元人民币，成为恒大地产战略投资者，持有约5.6652%的股权。

2020年，恒大地产借壳上市计划失败，山东高速旗下公司将相关股份转让给深圳人才安居集团，交易金额约250亿元。

随后，深圳人才安居集团未按协议支付部分转让款，山东高速旗下投资主体启动仲裁。2024年，仲裁裁决要求深圳人才安居集团支付相关股权转让款本金80亿元及相应费用。

这笔交易清楚展示了地方国有资本如何进入房地产巨头，又在企业融资危机中转化为不同地方国资之间的债权争议。

2026年8月20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恒大实际控制人许家印无期徒刑。

许家印的刑事判决涉及恒大严重的金融违法活动，而此前大量国有资本参与恒大的事实，则反映出房地产企业扩张与地方政府投资、国有金融资源之间的紧密关系。

恒大的国际资本网络也十分广泛。

2026年2月，路德社转载英国《每日电讯报》调查，报道恒大旗下离岸公司Exalt Prosper曾与英国安德鲁前王子的商业顾问大卫·斯特恩关联公司共同持有CG Holdings股权，双方各占50%。

路德社由此进一步提出涉及习近平、许家印及海外政治关系的利益输送指控。离岸投资及相关商业人物的交往记录提供了具体事实基础，但其延伸到习近平个人的利益安排，尚未获得完整交易文件证实。

恒力遭制裁：数千亿元授信与地方国资股权重组

2026年4月24日，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指控该企业大量采购伊朗石油，并通过与受制裁运输船舶及相关石油销售网络交易，为伊朗提供巨额收入。恒力否认与伊朗存在相关贸易往来。

仅过四天，路透社便根据新加坡公司登记资料披露，恒力海外贸易平台发生重大股权重组。

原先由被制裁大连炼化企业持有的恒力石化国际有限公司股份，95%转至具有地方国资背景的大连长兴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名下。被制裁股东保留5%。

美国制裁使恒力的海外石油贸易面临金融结算、保险及国际银行服务限制。随后发生的股权重组，将地方国资企业直接引入这一受制裁业务的登记股权结构。

与此同时，恒力集团庞大的授信安排也受到关注。

恒力石化4月15日公告，2026年度拟向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2,349.52亿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折合约344亿美元。其中，大连有关企业的拟申请额度合计约1,012.78亿元。

这是公司公开披露的融资申请上限，覆盖贷款、保函、信用证及贸易融资，并非已经实际发放的344亿美元境外贷款。

5月4日，《路德时评》公开提出恒力石化属于习近平家族“根产业”的指控，认为恒力庞大的融资能力与中共大型国有银行支持有关，并提出工商银行等金融机构可能通过内保外贷向其提供跨境融资。

节目进一步将恒力被制裁与北京保护大型商业资本的政治利益联系起来。

随后发生的政府行动具有明确的事实记录。

5月2日，中国商务部公布2026年第21号公告，要求有关主体不得承认、执行或遵守美国针对恒力及另外四家中国炼油企业的制裁措施。

5月7日，彭博社又披露，中国金融监管部门此前要求大型银行暂停向相关受制裁企业发放新的人民币贷款，但暂不收回已有贷款。

中国政府一方面通过行政命令阻断美国制裁在境内的执行，另一方面对国内银行新增信贷采取风险控制措施。这种安排表明，恒力制裁已经从一家企业的石油贸易纠纷，扩大到国家金融政策和国际金融制裁之间的冲突。

不过，恒力上市公司截至2026年的公开控制权结构仍指向陈建华、范红卫家族。路德社关于习家实际控制的说法，与能够查到的登记股权之间存在尚未被公开文件打通的部分。

从已确认的事实来看，恒力在遭受国际制裁后迅速调整海外股权结构，并得到中国中央政府公开的政策支持，其巨额融资能力及地方国资参与情况构成了一条具体的政商资本关系链。

山东石化企业也卷入美国制裁网络

此次美国制裁涉及的中国企业并不限于大连恒力。

山东金诚石化、山东寿光鲁清石化及山东胜星化工等企业，同样出现在中国商务部2026年第21号阻断公告之中。

4月28日，美国财政部进一步提醒国际金融机构关注山东独立炼油企业的伊朗石油贸易及美元融资风险，指出相关交易可能使用中间商、亚洲及阿联酋的代理公司和影子船队等方式。

山东大型民营石化产业高度依赖进口石油、贸易融资及国际航运。美国制裁使这些企业与中国国内金融机构、境外银行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商业安排同时受到影响。

从山东高速对恒大的巨额投资，到山东石化企业遭遇国际金融制裁，公开记录呈现出地方国有资本、民营产业及金融机构之间深度交织的现实。

最高权力家族的财富不透明，成为反腐败政策的根本矛盾

2025年3月20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布关于中共领导层财富与腐败活动的报告。

报告指出，习近平亲属早年的商业投资和房地产资产规模庞大，部分投资在习近平掌权前后转让，但截至2024年，相关家族成员仍持有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商业权益和金融投资。

美国情报机构还提到，相关资产可能存在间接管理安排，不过报告没有确认习近平本人对具体资产拥有直接所有权。

从2012年彭博社披露稀土投资，到2015年傅才德发现秦川大地股权转给长期员工，再到巴拿马文件揭示离岸公司，这些调查已经留下了清晰的历史证据。

习近平亲属曾经拥有大量商业资产，部分股份后来由长期合作人士或其他关联企业接手。股权交易背后的私人关系、离岸公司结构和最终受益权，长期缺乏能够接受公众独立审查的完整资料。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始终掌握着矿产资源配置、金融信贷政策、重大基础设施审批和国有资产管理权力。

政治权力与私人财富在同一批产业中交汇，使官员亲属商业利益的公开成为反腐败制度必须面对的问题。

习近平执政以来，数以万计的官员因贪腐和违纪问题受到调查。但最高领导人亲属的完整财产、企业投资及跨境受益安排，至今没有建立独立、公开、可供新闻媒体持续核查的披露机制。

已经曝光的稀土股权、长期员工接手的投资公司、疫苗企业的巨额回报以及恒力制裁后的国资介入，共同揭示了中国权力与资本关系中一个持续存在的制度缺口：掌握国家最高权力者的亲属可以参与重要产业投资，社会却缺少独立核验其实际财富和经济利益的制度渠道。

在这种环境下，工商股东名单能够改变，资产能够跨境转移，资本可以进入不同公司，公众却难以完整掌握最终经济利益的归属。习近平家族财富调查持续十四年，所反映的已经不仅是个别亲属的投资经历，更是中国最高政治权力长期缺乏独立财产监督的现实。